二

　　那么,施特劳斯到底是一个"苏格拉底式政治哲人",还是"柏拉图式政治哲人"?尽管都是科耶夫(AlexandreKojève)的好友,施特劳斯和拉康是否在同一个路向上前进?施氏所要复兴的"古典政治哲学",到底是依循否定性哲学的路向,还是形而上学的肯定性路向?对于其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自然正确",施氏是否认为哲人(政治哲人)能够完全抵达"自然"这个地点,能够彻底知晓"自然正确"?

　　就着述风格而言,施特劳斯喜欢将自己隐藏在他所阐述的思想家背后,"当通过锁眼同样可以进入时,拒绝从敞开的大门进入".

　　所以,我们并不容易对施氏的路向旨归,给出一个明晰确定的答案.或许这种状况本身说明了,在这个关键性分歧上施特劳斯始终有所徘徊---徘徊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间.

　　在一些论着中,施特劳斯对于"自然正确",几乎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方式:悬置知识论层面对"自然正确"之可获致性的讨论,而仅仅从政治层面来谈"自然正确"之效用.换言之,政治哲学之所以须引入"自然正确"这个观念,是因为它"有用".施氏尝言:"社会的诸种冲突性需求所导致的问题,只有我们拥有关于自然正确的知识,才能够被解决.……对自然正确的拒绝,必定会引致灾难性的后果."②在这一论述中,施特劳斯从避免人类社会出现灾难性后果的意义上去强调自然正确.那样的话,施氏就近似于罗蒂式实用主义的路径,关注点不在对真理的"解码",而是在解决问题的"效用"上.

　　实际上,罗蒂(RichardRorty)本人就曾是施特劳斯的学生.迈柯利斯特(TedV.McAllister)对施特劳斯的如下阐释,亦颇契合实用主义的视角气息:"从对施特劳斯论迈门尼德的着作的一个阅读中能获得的最鲜明印象,就是施特劳斯回避形而上学问题的[巨大]程度.避开有关迈门尼德哲学-神学信仰之事,施特劳斯主要关注实践性的事物、或道德-政治之事.……作为迈门尼德着述的一个评论者,施特劳斯拒绝对迈氏所写的形而上学诸事予以认真对待.并且,几乎施特劳斯的所有写作,都是这副样子."④但显然,真正熟悉施氏写作的人都能看到:施特劳斯并非仅仅在有用性上立论.因为那样的话,"自然正确"本身"不必被证明是真",它即使是一个"有益的神话"(salutarymyth)也不妨碍,而这是施特劳斯所不能接受的.他自己明确表示:"效用和真理是彻底不同的东西."⑤换言之,施特劳斯不纯是把"自然"当作解决当下问题可采用的一种暂时方案,而是对"自然"至少有一个本体论层面上的弱的肯定---thereisNature.那么,施特劳斯有没有再进一步追问whatisNature呢?这里所涉及的,就是"be-ing"的两重既有涵义,用海德格尔的术语说,即"That-being"(在)与"What-being"(是).我们已经了解到,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不只是旨在对"存在与否"(That-being)问题给出答案,而是同时更强烈地要对"是什么"(What-being)问题给出一个实定的答案.与柏拉图进路相反,秉持苏格拉底进路的当代诸种立基于"后形而上学"的激进政治哲学,则彻底否定包括哲人在内所有的"说话的存在"(speakingbeing)有能力对"是什么"去给出终极性的答案.在这两者之间,施特劳斯到底采取怎样的姿态呢?

　　施氏的一些学生及隔代弟子,尝试把施特劳斯解释为一个非-形而上学家,即认肯真理之永远无法抵达的状况,"哲学化"永远无法彻底完成自身.《利奥·施特劳斯之真相》一书的作者们,凯瑟琳·扎克特(CatherineZuckert)与麦克·扎克特(MichaelZuckert),有意避开柏拉图,而把否定性与肯定性两个路向之间的对立设定为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对立:苏氏代表哲学-政治哲学传统,而其徒孙亚氏则代表形而上学-宇宙论传统.在两位作者看来,施特劳斯所选择的,是苏格拉底路向而非亚里士多德路向:"施特劳斯认为,他从法拉比的《柏拉图》那学到:一种哲学式的.生活,并不倚赖于人类获得完整的理论知识的可能性.因此,如下进路是可能的:复兴柏拉图式政治哲学,但不坚持甚或确认亚里士多德式宇宙论(以现代物理学的面貌出现).哲学生活的模范是苏格拉底,而不是亚里士多德."他们随之又写道:"亚里士多德式政治科学能够被复兴,同时不复兴亚里士多德式的宇宙论."这两位学者在该书中,甚至努力将施特劳斯和德里达联系起来.⑥我们看到,在今天这个"后形而上学"的学术氛围中,施特劳斯的部分追随者们正努力把他打造为一个非形而上学家、一位"苏格拉底式政治哲人",乃至一个同德里达气质相近的思想者;即使无可避免谈到"柏拉图式政治哲学",也把该路向内部所具有的形而上学要素归结为"亚里士多德式宇宙论"而予以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