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第二部分采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在第一部分的工作基础上，审思“以美育代宗教”说的立论点是否成立，从而论证“以美育代宗教”的不可能性。

　　二、研究的意义

　　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普遍对物质层面的东西关注太多，反映在教育上就是人们的功利意识增强，认为接受教育仅仅是为了将来有个好工作，好收入，好前途，否则读书有何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这一现象，教育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已经成为时代的教育主题。本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了解美育在素质教育中有可能存在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对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从某些角度进行一些反思。

　　三、文献综述

　　(一)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研究“以美育代宗教”说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

　　1.挖掘“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本质内涵

　　感性启蒙论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杜卫在《“感性启蒙”:“以美育代宗教说”新解》一文中提出：蔡元培从他的教育即启蒙观念出发,提出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其实质是在感性领域建立启蒙理性的精神,即“感性启蒙”。这种美育思想为20世纪中国美育理论铸就了理论模式和思想方法[②]。为什么要进行“感性启蒙?杜卫解释道：一般讲启蒙都是指理性启蒙,而现代性审美范畴中的“感性”是针对着“理性”来说的。但是,这是西方的传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现实问题与西方不同,思想文化界的核心任务是感性启蒙;而且,当时中国美学家所处的语境与康德、席勒、尼采所所处的语境不同,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启蒙理性的专制和压抑,而是急切地需要以启蒙感性来反抗传统,重建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新艺术。因此,围绕着启蒙这个中心课题,不仅哲学家关注启蒙感性的建立,而且美学家也是如此。这就不足为奇了。胡健在他的《以美育代宗教— — 蔡元培美育思想新论》也提出了启蒙观点。不过他的启蒙有另一层含义，即“以美育代宗教”的实质就是试图通过审美教育来培养有高尚情与趣味的独立的人，改造教育，美化人生，美化生活。

　　有学者认为“以美育代宗教”说蕴含了某种精神，这种精神是西方近代的理性主义，审美主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体现了对人的完善的价值追求，为中国现代社会变革提供了审美主义转变和审美主义道路。[③]

　　还有的学者认为“以美育代宗教”说与“审美救赎论”如出一则。理由是宗教的衰落，意味着某些超自然源泉提供的意义和价值正被疏离，人类已经承担了创造自己的意义和价值的任务。原来并非只有宗教才可以救赎，并非只有宗教才可引人向善。艺术在摆脱了神缚之后，赋予了人类全新的审美的救赎方式[④]。

　　2.揭示“以美育代宗教”说的现实意义

　　情感慰籍论得到普遍的赞同。赞同者认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的繁荣，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然而人们的精神却进入了荒原。而美育重在陶养人的纯正感情，其影响力较之其他活动更纯洁、更平和、更持久、更深刻。是现代人慰籍情感的最佳选择[⑤]。随后的学者，把“以美育代宗教”上升到很高的高度。如，赵惠霞就认为：美育担负起现代人建构心灵家园的重任。因为它是一种情理自由结合的形式。在认识论中,理性排除感性,才达到正确认识;在伦理学中,理性主宰感性,才成为道德意志;只有在审美中,理性和感性才自由交融、自由把握、自由观赏,从而构成审美心理结构。当这种审美心理建立以后,就成为人的一种内在需求,人就可以超越现实的功利,享受这种精神的快乐。建立在人类感情活动规律之上的美育,对感情之陶冶,如引水之趋下、驱鸟之归林,自然而然,无需强迫。它本身就是人的需要,是人的生活目的。美育建构心灵家园,是一个培植有益感情、消除有害感情的过程[⑥]。在同一时期，这一观点大行其道。如李丕显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以美育代宗教,通过艺术和审美活动建构人的感性生命和情感寄托,是对现代世界课题的积极回应,是对宗教双重性格的辩证扬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在今天仍具有实践的和理论的双重意义[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