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确发展了，表面上一派繁华的景象。那么繁华的背后呢?繁华的背后是文化的严重滞后，是人们的愚昧与目光短浅，是地方官僚主义的严重盛行，是庸俗的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的空前泛滥，是对劳动和知识的蔑视，是对理想与崇高的背弃，是权力与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生活就这样被扭曲着，人格也就这样被扭曲着。我给这种片面畸形的发展起了一个名字叫“现代病”。

　　我深知，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并不是我家乡的“特产”，事实上，我们的国家，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现代病”像一场全球性的瘟疫一样在滋生着、蔓延着并且在日益恶化着，它正在威胁着或者即将严重地威胁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我觉得，既然做一回人，就应该做一个有人类意识的人。所谓天下兴亡、其夫有责。我的忧思与关切也许是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但是，在沉默与呐喊之间，我还是选择了呐喊。这就是我写作这篇论文的初衷或缘由。表达似乎有点罗嗦，但感情是诚挚的。

　　(二)选题意义

　　“现代性”问题研究，所关注的是人类现代历史的重大现实问题，也就是现代性实践和现代性思想文化的选择和再选择、建构与重新建构的问题。这个问题，由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特殊情势，同时构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而且中国近现代历史在现代性选择和再选择、建构和重新建构的问题上，步履尤其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正是近现代世界历史和近现代中国共同的话题和处境。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把中国的现代性重建问题以更加深刻和更加尖锐的方式重新提了出来，迫使我们给予更加彻底的认识。所以，本论题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思想上都具有极其深刻和长远的意义。

　　(三)研究现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饱受战争之苦的人类痛定思痛，对自身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行为开始了深刻的检讨和反思：我们渴望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能够拥有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该怎样创造这样的生活?我们不妨把这种反思叫做现代性的反思。

　　在西方理论界，现代性问题研究虽然要追溯到马克思时代或者更早，但是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这一问题才逐步成为西方理论界研究、探讨的核心问题。不过遗憾的是，一直到上世纪末，西方的现代性研究基本上都是西方人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上进行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反思。他们普遍认为，在欧美之外，别的国家和地区没有资格谈论什么现代性问题。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多元化趋势的发展，在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上，西方理论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包容态度，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为当代的现代性问题研究开辟了新的前进道路。

　　在中国，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深和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全面推进，现代性问题越来越成为备受国人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现代性”问题可以说正日渐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关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比比皆是。其中，有侧重于西学的研究与译介的，有着眼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勘察的;有热衷于现象描述的，有着力于本质探究的;有致力于线索梳理的，有倾向于范畴分析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研究成果也以论文、著作等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过，由于我们的研究起步较晚，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论资源的储备不足，所以，我们的现代性研究虽然表面上进行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只是做了一些整理性的皮毛工作，而真正深入的、系统的、全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关于这一点，刘小枫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周宪、许钧等编著的“现代性研究译丛”，还有汪民安主编的《现代性基本读本》就是最好的说明。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不但是必要和紧迫的，而且是任重而道远的，这个责任，我们没有任何推卸的理由，舍我而其谁呢?

　　(四)论文的主要内容与核心观点

　　我的这篇文章分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言部分，常规性地论述了现代性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作者的写作初衷。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现代性的概念与历史溯源。像研究其他任何问题那样，清理了现代性的历史脉络，剖析了“现代性”这一歧义丛生的概念，论述了现代性何以成为一个问题，并初步探讨了现代性与中国的关系问题。这一部分为后两章节的论证做了理论上的铺垫。第三部分集中笔墨论述了中国现代性选择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问题。通过阐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进而论证了现代性的必然性与可选择性，从而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是我们的必然选择的结论。这一章内容既是前一章内容的理论总结，又是最后一部分内容的哲学基础和论证依据。第四部分也就是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现代性的批判性构想问题。首先分析了西方现代性的中国改良与革新问题，明确指出，西方的物质文明我们要坚决吸取。接着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扬弃问题，强调了东方的精神文明我们不能丢弃。最后论证了中国现代性的悖论式方案——在批判中追求。这部分内容是整篇文章的落脚点，作者在这里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改革进行到今天，亟需发展成为一场能够实现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的全面的、彻底的革命，而不再是细枝末节地修修补补、和风细雨地指指点点。社会的责任社会必须责无旁贷地承担，个人也一样，尤其是走在时代前面的知识分子，更应该勇敢地承担起思想启蒙的历史重任，塑造一个健康的现代的国民性格。最后，作者呼吁，要在价值领域进行一场彻底地、颠覆性的革命，从而促成现代精神在中国的最终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