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俪文作品历程剖析

　　20xx年,马俪文拍摄的电影处女作《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改编自女作家张洁日记体裁同名散文。张洁——这位“从不准别人动自己作品”的女作家,将这部描述自己与母亲过世前点点滴滴的作品交给了刚从电影学院毕业不久的名不见经传的马俪文,应该也是被这位女导演真挚的热情所打动。《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这部作品的确是倾注了马俪文创作电影之初的全部心血,还原了一个个细腻而真实的生活细节,影像风格平实的像一杯白开水,让观众从诸多细致处看到熟悉的生活场景,从而自然而然的感受到将离世的母亲与女作家之间刻骨铭心的亲情与不舍,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让观众潸然泪下。

　　马俪文的第二部作品《我们俩》诞生于20xx年,是根据导演自身求学时期的真实经历自编自导的一部作品,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租房的大学女孩进入了一个孤独老奶奶居住的四合院,打破了老人原本的生活秩序而引发的一些冲突以及在生活中两人逐渐相依为靠的简单故事。《我们俩》延续了马俪文的女性主义视角,关注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孤寡老人和单身求学少女,展现了女性的另一种包容美。就这样一部创作历时三年,投资却只有200万人民币的小成本电影,赢得了多项电影赛事评委的推崇和广大观众的口碑。

　　尽管《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和《我们俩》为马俪文带来了诸多奖项和日渐蓬勃的声誉,但不可否认的是,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两部电影的票房成绩却一片惨淡,电影《我们俩》的票房甚至只有可怜的5万元。

　　20xx年马俪文拍摄作品《我叫刘跃进》,在这部作品中已经初步体现了导演风格的转变,其独特的女性主义表达方式已经不再是影片突出的标志。由于这部作品是中国电影集团“作家电影”系列的第一部,由作家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整部作品完全被刘震云自《手机》就凸显出的冷峻黑色幽默的风格所笼罩,马俪文导演的个人风格并没有在作品中有所体现,至此已经是马俪文个人对商业模式的一次妥协。

　　20xx年作品《桃花运》,讲述的老年、中年、青年几个年龄段女性的感情故事,表面上看似是导演女性主义风格的回归,但通过对影片的进一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除了故事主角是女性之外,马俪文导演那些细腻、入微、平实、质朴的风格已然难觅踪迹。影片从头至尾充斥着年末贺岁档喜剧电影的潮流风格。近期,马俪文带着她的新片《巨额交易》出现在观众面前,令人无不遗憾的是,这部作品已经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标准商业电影,观众们看到的是无数俊男、美女、明星的组合,好莱坞大片式的转场方式和纯商业化的影片表达手法。对此马俪文个人的解释是“希望通过这部作品改变自己过去作品中的商业和艺术不够平衡的缺点。”只可惜,观众们在这部作品中看到了商业化的表达方式占有了压倒性的胜利,而文艺气息完全不见踪迹。

　　纵观马俪文导演的五部作品,其导演风格转变历程突出体现为由最初最真实的个人表达,取而代之的是商业运作迎合市场,从在艺术和商业之间的'游离,最终大尺度的滑向商业。其极具个人风格的女性主义表达与影片创作方向已经渐行渐远。

　　2对比《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和《巨额交易》两部作品的故事主体和镜头语言,看导演风格的差异性转变

　　《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的故事由中年女作家和年迈母亲两位身份有代表性的女性角色构成,影片塑造了一位年老力衰,患有脑萎缩、神志不清却依然爱护女儿的老母亲形象和一位事业成功,又独自照顾年迈母亲的女强人形象。迈母亲的女强人形象。女性角色占到了绝对的主体地位。而男性角色在影片中则处于无关紧要的次要位置。影片的这个家庭中父亲的角色是缺失的,女作家的丈夫本应是这个家庭强有力的支撑,而影片中却讽刺性的塑造了一个无情、自私、不可担当的丈夫形象,对这个家庭来说,这个丈夫的力量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形象分量。这样的角色设置方式和表述方式具有强烈的女性性别主义色彩。女作家“珂”对年迈母亲的照顾过程中的冲突和矛盾构成主情节,推动故事向前发展,次情节则是女作家回忆在母亲离世前照顾不周的歉意,男性几乎是被完全忽视的情节之外的东西。整部作品的故事发展进程并不紧凑,没有特别的强调高潮,也没有特别的情节转折点,可以说是一部“反冲突”的影片,即使是这样,《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并不跌宕起伏的情节却一丝丝渗入了人心。导演用这样的浓郁的散文式抒情风格,将故事讲述的让观众感同身受,动情不已,却丝毫不见任何造作之态。作品的镜头没有花哨的剪辑,只有按部就班的叙述,看似有些陈旧,但在这些最简单镜头语言下流动着的感情却始终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