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源头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达斐尔特与我国孔子的教育思想类似，他也指明了教育对象的有教无类，认为应该不论贵贱，抛开性别，人人都可以入学进行学习，并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这种办学思想和方式的传播使得接受教育的女性开始增多，并将更多的思维启蒙意识传给更多的人。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妇女首先举起了争取妇女人权、反抗社会压迫的大旗。

　　18世纪至19世纪初，女性主义的目标是争取和男性相同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受教育权以及工作的权利，并取得了巨大成就，越来越多国家的女性获得了与男性相同的参政权利，随之而来的是女性教育的广泛展开以及女性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20世纪中期，女性主义进入到了实质性的发展阶段，从表面的争取权利平等进入到了批判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的阶段，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觉醒。这一时期，女性主义逐渐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反对男性主义浓厚的政治话语权，并走进了西方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作为一个特定的教育和研究领域逐渐开始形成规模。

　　1978年，美国传播女学者盖尔·塔奇曼与他人合著的论文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出版，这是“性别与传播”研究史上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标志着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正式成立。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界，由于起步较晚，加之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对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基本上是对西方成果的直接借鉴。1995年出版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第3期中系列地刊出了一批女性主义研究文章，这几篇国外女权主义者的文章仅仅描绘了她们国家的媒介与妇女关系的情形。而我国学者重点讨论的是媒介使用的性别差异和传播权与妇女人权等问题。

　　我国的新闻传播学者结合外国的研究思路，对女性主义开始了自己的本土化研究，在《新闻传播的文化批评》一书中，鲍海波教授对当今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中对女性的定位及关注进行了研究，她认为女性在新闻传播中出现三重缺席：1、新闻传播主体的女性缺席，即女性话语权的缺失；2、新闻内容中的女性缺席，即对女性的报道极少；3、新闻受众的女性缺席，例如女性看电视大多是看电视剧、家居、美食及电视购物等节目。

　　二、女性主义理论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

　　在我国，本土化的女性主义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于传统文学和大众电影的研究领域，但并未引入到传统媒介当中，这样也就未能引起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尽管那时女性主义和传播学都已在中国生根发芽，但二者的真正结合却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推动下的结果。1997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承担了国家一项重要课题“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主要研究项目是大众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自此大力推动了女性主义理论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

　　女性主义思潮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相结合，是媒介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大众文化远离意识形态，摒弃严肃、神圣、深刻等意义，消解价值、消解意义，追逐平面化、零散化和享乐化，关注当下、关注个体的特性，恰到好处地迎合了从计划经济来的中国人的精神需求，也缓解了他们身处现代工业社会的生存压力，因而它倍受人们青睐。于是，以娱乐性、商业性、消费性为主要特征的大众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的流行就成为顺应潮流的事。

　　目前，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向：一种是沿袭了女性主义研究的传统批判思路，认为当今的媒介中尽管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但它们并未展示出真实的女性生活，由男权掌控的媒介所塑造出的女性形象充满了不经意的理解偏差；另一种则认为在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新闻传播已经出现了“女性化”的表象，但它所掩盖的却是更加隐蔽的性别不平等的实质。这两种观点视角不同，却都反映出社会性别的`差异和话语权的掌控是新闻传播活动中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和根本实质。

　　女性主义鲜明地表现出它对大众传媒中展现出的性别成规（stereotype）的批判态度。比较常见的包括新闻报道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媒介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肥皂剧（电视连续剧）及MTV中的女性形象分析等。实际上，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是一种文本分析，它较多的采用了文学批评中典型形象分析的方法，从性别权力的结构观点出发，对大众传媒中所表现出的与女性有着特殊关系的文本加以分析、归纳，从中观照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独特位置，并探寻构成这种文本的内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