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工具神化为目的西方主流哲学的论文

　　从古希腊起就高度推崇“理性”，逐步使其成为西方文化的精神支柱之一，而在进入“理性化即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后，更是在全球范围内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深入反思会发现，这种“理性”精神潜藏着将“工具性价值”神化为“目的性价值”的内在悖论，结果在理论和实践中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扭曲和误导。文章试图通过厘清“理性”概念的核心语义，分析某些西方哲学大师的相关见解，指出西方哲学“理性”精神蕴含的这一深度悖论。

　　一、理性概念

　　辨析中文的“理性”一词通常是对英文“reason”一词的译读，后者在日常用语中主要拥有“原因及其解释”、“正当理由”、“思维或理解能力”等多重语义，而在作为哲学概念时首先是指人们凭借逻辑推理从事思维活动的认知能力，并且因此与“感性”( 包括感觉、知觉、情感、欲望等) 截然有别，从中衍生出来的形容词“reasonable”( 以及名词“reasonableness”) 则通常包含着“合理的”、“合乎理性的”、“有正当理由的”、“可以接受或公平的”等多重语义。此外，英文形容词“rational”在汉语里通常也被译成“合理的”、“合乎理性的”、“理智的”，像“rationality(合理性) ”、“rationalism( 理性主义) ”、“rationalize( 理性化) ”这些富于哲理意蕴的概念正是由此衍生而来的。同时，由于在词源学上都发端于拉丁文里意指“思考”、“计算”的“reri”、“ratio”，并且拥有某些相互叠合的共通语义，无论在日常言谈还是理论话语中，“reasonable”与“rational”也往往被人们混同使用，直到罗尔斯等人试图辨析二者的微妙差异后才有所改观。

　　二、理性悖论的产生形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希腊哲学区别于其他文明古国哲学的头号独特之处，就是它十分关注人类基于好奇心从事的认知行为，敏锐地抓住了人类在这方面具有的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理性特征，最终确立了强调“理性”在“认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认知理性”精神; 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古希腊哲人从泰勒斯主张“水是万物本原”开始起，直到亚里士多德宣称“求知是人的本性”的绵延努力之上。

　　不过，尽管这种认知理性精神充分彰显了理性在认知领域确实具有的目的性价值，并且构成了古希腊哲学对于人类思想文化的最重要贡献，它依然包含着某些不容忽视的理论缺失，不仅严重贬抑了意志情感对于人生在世乃至认知行为的重要作用，将它们打入了“感性”的冷宫，而且还以偏概全地将理性能力说成是人之为人的'独特本质，把“人的认知行为基于理性”的片面性命题扩张成了“人的所有行为都基于理性”的总合性结论，从而在认知理性精神的基础上又确立了以“理性”作为一切“实践”行为的终极目的的“实践理性”精神，结果生成了“工具变目的”的悖论。这一点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有关见解中表现得十分清晰。

　　三、理性悖论的深化发展

　　在西方社会率先进入了韦伯称之为“理性化”的现代历史阶段后，原本只是由几位古希腊哲人在理论上确立起来的理性精神第一次在现实生活的众多领域真正落到了实处，并且很快就充分显示出了“知识即力量”的强大效应。与之相应，理性精神也再次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倾向; 就连十分看重感性知识的经验主义思潮，也像理性主义思潮一样明确肯定了人的“理性”本质，甚至还在不同程度上承认了理性因素在非认知领域的主导功能。不过，伴随着“实践理性”精神的长足发展，化工具为目的的理性悖论也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了它的深度内涵。

　　又如，正是在休谟的直接冲击下，康德试图独辟蹊径地重新确立实践理性精神的主导地位: 一方面，他主张理性无从把握自由意志、上帝、灵魂不死等“本体之物”，因此人们只能出于实践利益“设定”它们作为“道德和宗教的基石”，所谓“悬置知识给信仰腾出位置”。另一方面，他又声称“纯粹理性单就自身而言就是实践的，( 给人) 提供了一条我们称为德性法则的普遍法则” ，甚至将基于道德律的“目的王国”界定为“只服从理性规律”的“理智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