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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争描写的生动性

  战争描写也是《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把战争描写分出一定篇幅来写,是为了强调作者在描写战争时浓郁的文学色彩。这里所说的战争描写不单单是战争过程的描写,另外还有对战争起因和结果的描写。对不同的战争做不同的详略安排,剪裁原则依附于主题的表达,此种取舍本身就反映了作者的感情色彩。对几次重大的战争,如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三十年秦晋之战、成公二年齐晋之战、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等都详写了双方在作战前的各种准备和力量的酝酿,不仅交待清楚了战争胜败的原因,还把将士们的音容笑貌描写得栩栩如生,这为后来的小说如《三国演义》等奠定了传统的基础。“《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颇易诵习。故专以学文为目的,《左传》亦应在精读之列也。”(梁启超《中国历史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读左传法之二》)。又如《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在战争背景的叙事中选择典型性的事例展示晋师大胜楚军的原因,使得战争的'结局越来越趋向必然性。晋军上下团结,齐心协力,而楚师主帅子玉刚愎自用,君臣意见不统一。作者叙事到此还未结束,而是紧接着写了战后的余波,子玉惭愧自尽,晋文公凯旋归国,赏功罚罪,总结战争胜利经验。

  朱自清先生说:“《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左传》的文学本领,表现在记述辞令和描写战争上。春秋列国,盟会频繁,使臣会说话不会说话,不但关系荣辱,并且关系利害,出入很大,所以极重辞令。《左传》所记当时君臣的话,从容委曲,意味深长。只是平心静气的说,紧要关头却不放松一步,真所谓恰到好处。这固然是当时风气如此,但不经《左传》著者的润饰工夫,也决不会那样在纸上活跃的。”(《经典常谈・春秋三传第六》)。行人辞令在《左传》中占有大量篇幅。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富于个性特征的辞令之美往往会给人深刻的印象。行人辞令有时候决定着即将到来的是战争还是和平,甚至决定着战争的结局。所以辞令描写在战争描写中是不能不重视的。如《僖公三十年》秦晋围郑,似乎一场腥风血雨即将到来。郑国派烛之武说服秦军退兵。烛之武见秦伯说:“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之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秦伯说,与郑人盟。”烛之武巧妙地利用了秦晋之间的矛盾,从亡郑于秦无益,说到秦、晋历史关系,委婉曲折,面面俱到,层层逼紧,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全部说辞只有短短的125个字,针对性强,句句打动对方,其语言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烛之武以其机敏和干练避免了一场战争,挽救了一个国家,可以说是一个力挽狂澜的英雄。

  三、语言运用的艺术性

  《左传》的语言除了带有历史实录语言的简练准确性,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含蓄蕴藉,形象生动。刘知几总结《左传》的语言“言尽而旨远,词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宣公十二年》晋楚之战中晋军溃逃时“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的“掬”是捧的意思,先上船的士兵而把争攀船舷的后来者的手指头砍掉,这样砍掉的手指头就留在了舟中,寥寥十几字,给人丰富的想象空间,就像电影特写镜头,手指头充满屏幕,充斥着恐怖的气氛。同是《宣公十二年》晋师围萧“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中的“挟纩”,以暖如冬日棉衣的比喻,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士兵对楚王劳军的感动和愉快之情。

  《左传》还运用了大量的俗谚,文学色彩很浓,丰富了书面语言,如《宣公十五年》:“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原意是鞭子诚然很长,但不能打马肚子,后比喻力量达不到。同是《宣公十五年》“宋及楚平,华元为质,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指你诈骗我,我诈骗你。《僖公二三年》:“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又《僖公二八年》:“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辟:同“避”,舍:春秋时行军三十里为一舍。后以“退避三舍”比喻退让和回避,避免冲突。还有“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一鼓作气”、“困兽犹斗”、“风马牛不相及”、“外强中干”等等有生命力的成语一直沿用至今,为后世文学写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语言典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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