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庚娘、三官不同，《侠女》中的侠女则是一个身怀绝技的剑侠，能“以匕首望空抛掷，戛然有声，烂若长虹”。她艳如桃李而冷若冰霜，为了复仇，偕老母隐居乡里。家贫，“室无隔宿粮”，在这样艰难的境况下，面对顾生母子的眷顾，侠女安然接受，却从不言谢。对其爱慕有加的顾生想与其成秦晋之好，她冷言相拒，却私下委身于他，并为他铲除狐精白衣少年，后为顾生产下一子。一日，侠女手提仇人首级与顾生作别，顾生“方凄然欲询所之，女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留下顾生一人“叹惋木立，若丧魂魄”。至此，顾生方知侠女真实身份。侠女为了复仇，隐姓埋名、隐忍克己，为了不连累他人，拒绝顾生的求婚，可谓是用心良苦;即使后来有了腹中之累，也丝毫没有消减复仇的决心，这和唐传奇《贾人妻》中的贾人妻是何其相似。贾人妻为了复仇，隐没身份，嫁为人妻，历经数年终得成功。

　　庚娘、三官、侠女是《聊斋志异》中复仇女侠的典型代表，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有仇必报、有冤必雪的侠士精神，其气质和唐传奇中的诸复仇女侠们可谓是一脉相承，这也体现了蒲松龄对传统侠义精神的肯定和推崇。

　　(二)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不图回报。

　　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不图回报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心理，而侠士更是以此为自身的职责和义务。唐传奇中的女侠形象很好地秉承了这种侠义精神，如《荆十三娘》塑造了具有此种义侠精神的侠女荆十三娘的形象。十三娘本是一有颇多资财的商人，朋友之弟李三十九有个爱姬被父母强卖给他人，十三娘仗义相助，为其夺回爱姬，并将其父母的首级割下来送给李三十九。十三娘的行为完全是出于自愿，并不求回报，并且她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财任赵进士取用，而毫不在意，可以说她身上除了具有传统侠女的特质外，还具有超脱的人生态度和豁达的胸襟。蒲松龄笔下的许多侠女也有这种义侠的气质，她们为人处世，萍水相逢而能拔刀相助，只求施恩于人而不图回报，只求奉献他人，自己则一无所求，可谓是“最纯粹的侠，是侠群体中的精英和中坚”。

　　《纫针》的主角虽是纫针，但是古道热肠、无私帮助纫针的商人之妻夏氏却让人印象深刻。夏氏与纫针毫无瓜葛，可谓萍水相逢，听了纫针母女的遭遇后，“怜之……因邀入其家，款以酒食。谓之曰：‘母子勿戚，妾当竭力。’”之后，夏氏为了替纫针母女偿还三十金的债务，竟不惜“典质相付”，百计为之营谋，筹得三十金后却被贼人所盗。虽为萍水相逢而能助人至此，已为难得，财物被盗，实非夏氏所料，她已经是尽人事而知天命了。一般人可能会就此作罢，但是夏氏竟“对灯啜泣……乃引带自经”。夏氏“自经”者，为的是没能最终帮上纫针而自己却允诺之，其心之热、其行之烈者，不正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侠义精神最好的注脚吗?

　　《聊斋》中有很多诸如夏氏的女子，她们外表是个很普通的女性，但内里却有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侠风骨。《丁前溪》中的杨氏妻，家中一贫如洗，却能慷慨招待投宿者丁前溪，不惜用自家屋顶上的茅草喂养丁的马匹。丁再三授之以金，杨氏妻拒不接受。蒲松龄在篇末对之大加赞扬：“贫而好客，饮博浮荡者尤为之;最异者，独其妻耳。”又如《大人》中的山中女子，与诸客商萍水相逢，却能为之铲除祸害人的两“大人”，而不图任何回报。再如《农妇》中的农妇，“健勇如男子”，经常为“乡中排难解纷”，她所挣的钱财“有盈余，则施丐者”。蒲松龄称赞她为“女中丈夫……与古剑仙无殊”。

　　(三)功成身退，飘然若逝。

　　唐传奇中的侠女在完成自身的使命后往往都是归隐出世，行迹不知所踪。如红线功成后“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聂隐娘亦是无人见其踪迹;荆十三娘行侠后“与赵进士入浙中，不知所止”;《催慎思》和《贾人妻》中的两位侠女复仇后不知所踪，“尔后莫知其音问也”;谢小娥复仇后则出家为尼，如鹤远游。这些女侠或归隐，或远游，或不知所踪，都是功成身退、飘然若逝，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