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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庚娘、三官不同,《侠女》中的侠女则是一个身怀绝技的剑侠,能“以匕首望空抛掷,戛然有声,烂若长虹”。她艳如桃李而冷若冰霜,为了复仇,偕老母隐居乡里。家贫,“室无隔宿粮”,在这样艰难的境况下,面对顾生母子的眷顾,侠女安然接受,却从不言谢。对其爱慕有加的顾生想与其成秦晋之好,她冷言相拒,却私下委身于他,并为他铲除狐精白衣少年,后为顾生产下一子。一日,侠女手提仇人首级与顾生作别,顾生“方凄然欲询所之,女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留下顾生一人“叹惋木立,若丧魂魄”。至此,顾生方知侠女真实身份。侠女为了复仇,隐姓埋名、隐忍克己,为了不连累他人,拒绝顾生的求婚,可谓是用心良苦;即使后来有了腹中之累,也丝毫没有消减复仇的决心,这和唐传奇《贾人妻》中的贾人妻是何其相似。贾人妻为了复仇,隐没身份,嫁为人妻,历经数年终得成功。

  庚娘、三官、侠女是《聊斋志异》中复仇女侠的典型代表,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有仇必报、有冤必雪的侠士精神,其气质和唐传奇中的诸复仇女侠们可谓是一脉相承,这也体现了蒲松龄对传统侠义精神的肯定和推崇。

  (二)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不图回报。

  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不图回报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心理,而侠士更是以此为自身的职责和义务。唐传奇中的女侠形象很好地秉承了这种侠义精神,如《荆十三娘》塑造了具有此种义侠精神的侠女荆十三娘的形象。十三娘本是一有颇多资财的商人,朋友之弟李三十九有个爱姬被父母强卖给他人,十三娘仗义相助,为其夺回爱姬,并将其父母的首级割下来送给李三十九。十三娘的行为完全是出于自愿,并不求回报,并且她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财任赵进士取用,而毫不在意,可以说她身上除了具有传统侠女的特质外,还具有超脱的人生态度和豁达的胸襟。蒲松龄笔下的许多侠女也有这种义侠的气质,她们为人处世,萍水相逢而能拔刀相助,只求施恩于人而不图回报,只求奉献他人,自己则一无所求,可谓是“最纯粹的侠,是侠群体中的精英和中坚”。

  《纫针》的主角虽是纫针,但是古道热肠、无私帮助纫针的商人之妻夏氏却让人印象深刻。夏氏与纫针毫无瓜葛,可谓萍水相逢,听了纫针母女的遭遇后,“怜之……因邀入其家,款以酒食。谓之曰:‘母子勿戚,妾当竭力。’”之后,夏氏为了替纫针母女偿还三十金的债务,竟不惜“典质相付”,百计为之营谋,筹得三十金后却被贼人所盗。虽为萍水相逢而能助人至此,已为难得,财物被盗,实非夏氏所料,她已经是尽人事而知天命了。一般人可能会就此作罢,但是夏氏竟“对灯啜泣……乃引带自经”。夏氏“自经”者,为的是没能最终帮上纫针而自己却允诺之,其心之热、其行之烈者,不正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侠义精神最好的注脚吗?

  《聊斋》中有很多诸如夏氏的女子,她们外表是个很普通的女性,但内里却有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侠风骨。《丁前溪》中的杨氏妻,家中一贫如洗,却能慷慨招待投宿者丁前溪,不惜用自家屋顶上的茅草喂养丁的马匹。丁再三授之以金,杨氏妻拒不接受。蒲松龄在篇末对之大加赞扬:“贫而好客,饮博浮荡者尤为之;最异者,独其妻耳。”又如《大人》中的山中女子,与诸客商萍水相逢,却能为之铲除祸害人的两“大人”,而不图任何回报。再如《农妇》中的农妇,“健勇如男子”,经常为“乡中排难解纷”,她所挣的钱财“有盈余,则施丐者”。蒲松龄称赞她为“女中丈夫……与古剑仙无殊”。

  (三)功成身退,飘然若逝。

  唐传奇中的侠女在完成自身的使命后往往都是归隐出世,行迹不知所踪。如红线功成后“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聂隐娘亦是无人见其踪迹;荆十三娘行侠后“与赵进士入浙中,不知所止”;《催慎思》和《贾人妻》中的两位侠女复仇后不知所踪,“尔后莫知其音问也”;谢小娥复仇后则出家为尼,如鹤远游。这些女侠或归隐,或远游,或不知所踪,都是功成身退、飘然若逝,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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