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述由于滞后、陈旧的文学观念带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不利后果主要来自于我们原有的传统的话，那么自上个世纪30年代前苏联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领域的全面占有和全面控制以来，更使我们在很多情况下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文学研究的歧途。举例来说，20世纪50年代以后，全国各大专院校中文系全面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大学本科学生使用的教材中，不管是著名专家编写的还是师生共同编写的，不管是编写体例还是编撰原则，不论是作家选择还是价值评判标准，其基本框架和基本模式几乎一无例外是从前苏联照搬照抄过来的。我以为，苏联文学理论带给中国文学研究最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阶级分析法，二是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二分论。前者基本属于世界观范围，是决定方向的;后者是方法论，它直接限定了文学史编写的具体操作。尤其是阶级分析法，事实上它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最大影响无非是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而在长期非正常研究环境中，阶级分析的大面积运用，政治标准第一的强调，使研究者在坚持政治立场的同时而把文学标准无情地置于可有可无的无足轻重的地位，选择作家要先看他的阶级地位、阶级出身，看他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被剥削阶级立场上。有了这个标准，文学和文学性就只好退避三舍。其结果就像我们大家所看到的，政治标准第一成为政治标准唯一，文学研究成了政治批判的第二战场。而在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讨论时，按照习惯的格式和通行的套路，文学史总是要先分析某一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照例总结出一、二、三、四等若干条，并逐一举例加以分析论证。然后是综合叙述分析该作家作品的艺术特点，也无非是总结一、二、三、四等若干条。交代完这些内容，文学史上某位作家的功过是非包括文学史地位就大体有了结论。这样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那种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二分的结构套路，虽不能说正是因为它才使完整的作家作品遭到严重割裂，但确确实实由于这一结构套路长期占据古代文学研究的强势地位，从而使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无障碍创新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则是没有疑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文学研究长时期以来基本上是走在苏联老大哥为我们设定和铺平的旧路上的。我们坚信，中国古代文学界绝对不乏实力和创新精神，而且事实上近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在他们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中已经作了突破旧有研究方式和格局的努力，但是，即使是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试图尽快扭转此种局面的学人，要想在短时间内彻底摆脱几十年苏联模式的影响，重建自己的新知识系统，也非一蹴而就，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想做到就能做到。因为这种机械看待文学和简单阐释文学的做法一旦构成固定的模式和形成传统，耽误的可能只是一代人或一茬人，而受其影响的就不仅是一代人或一茬人的问题了，实际上人们在接受传统的同时也在培育着传统。我以为问题的复杂性和问题的难度恐怕主要表现在这里。

　　文学观念的落后和僵化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确带来了不少问题，从大的方面看，文学研究的理性缺失，墨守陈规，还有受政治牵引而盲信盲从，都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影响和制约了古代文学的正常发展。在这样的文学大背景下，古代文学研究时不时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也就势所难免。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些影响和干扰有的是非学术性的，有的还是学术性、学术色彩浓厚的。面对前者，以我们今天所具备的'学术免疫力和学术判断力，防止和应对相对还比较容易;而面对后者，我们应对起来有时就不那么容易，不那么从容，古代文学研究还需要保持更加清醒的头脑，保有更加自信的定力。下面就简要探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学术时尚对古代文学研究造成了冲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时尚，甚至一个阶段也有一个阶段的学术时尚。作为一个有着较长时间学术积累，有着自身研究范围和研究边界的独立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如何面对和处理自身发展和学术时尚的关系，如何在波涛滚滚的学术时尚面前，既不被潮流抛弃，又能保持本学科的学术独立立场，就显得特别重要。在这一点上，古代文学研究实践是存在问题和偏差的。我们似乎不必追溯太远，仅近二十余年真正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就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时尚冲击。诸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组合论、现象学、文化批评、形式主义批评、原型批评、知识考古学，还有什么熵定律、文人心态研究等等，众多观念和方法差不多悉数登场，来一种思潮来一种观念，古代文学就紧跟在哲学、文艺学的马首后面，以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迫切的追随心态，尽最大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学习、模仿着那些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问题和概念，并同时在未加认真消化的情况下，就仓促上阵迅速拿起新工具参加战斗，企图用洋理论和洋方法立竿见影地解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问题。今天的我们肯定不会一般性地反对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个通俗而深刻的道理人们早就普遍接受并且一再因此而受益。但问题是，舶来的理论方法是否真的有效，水土不服问题能否解决，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应怎样对待舶来的理论方法，是唯新是视，照单全收，还是理性冷静地将其放在适当的位置上。特别是像控制论、信息论，尤其是熵定律这种完全是自然科学的概念，前些年不仅被古代文学研究不问青红皂白地全盘接受，而且竟风靡一时、轰动一时，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此举已经相当不理智了。很显然，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对待时尚往往是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对新理论洋方法吹捧多、批评少，盲从多、分析少。理性的力量总是显得过分薄弱。定力不足，学科本位立场坚持不够，结果只能导致古代文学也像许多新兴学科一样，东风来了唱东风，西风来了唱西风，学术风标左右摇摆，到头来时髦思潮过了一波又一波，虽不能说经受洗礼的古代文学因此一无所获，但算起总帐来，投入产出失衡，付出和收获是很不成比例的。所以，古代文学界在经过一次次学术时尚的云诡波谲之后，我们最终还不得不重整河山，再次回到如何建立真正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这一原点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