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洋理论洋方法如此，面对相邻相关学科的变化和牵动，古代文学也同样存在瞻“马首”问题。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古代文学研究产生的时间长，积累的实践比较多，学科也相对比较成熟。但是，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一般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读原典、打基础。那么，在同样的有效时间里，其他学科的人完全可以腾出比我们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接受新信息，我们则只能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为本学科研究作准备的基础性工作方面。这是这个学科的特点，也同时是它的劣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在获得研究古代文学的基本资质以后，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问题意识与信息来源，就经常会比其他的相邻、相关学科慢半拍甚至慢一拍。再有，古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也同时决定了这个学科的特点和性质，即它的发展比较缓慢，它的观念很难超前，它不大可能引领时尚和领导学术发展新潮流。有了这些基本前提，古代文学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相关相邻学科的牵动和影响了。这里仍然需要举例加以说明。众所周知，由于受文化热的影响，近年的考古学、考古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成了学术时尚的代名词，包括文史哲在内的各学科各专业学人，差不多到了言必称考古发现、言必称地下发掘的程度，学界仿佛真的“开篇不谈考古学，读遍诗书也枉然”了。形势逼人，古代文学研究的注意力再次被吸引和被转移。早些年的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不说，阜阳汉简也可以不提，更晚近的荆门竹简的出土，特别是上博简的面世，可以说一夜之间打破了学术界的平静。我似乎有这样一种感觉，学术界特别是古代文学界已经把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学术发展期待寄托于地下发掘了。当然，我本身不是考古学圈内人，对考古完全是一个外行，我这样描述这一状况绝非有意对考古学心存不敬，而是觉得学术界尤其是古代文学界对地下发掘的追捧明显过热，期待值明显超出实际。仅以上博简而言，直到今天还没有哪一位权威学者对它的出土地和出土时间作过肯定性的说明。既然它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说明其出土地和出土时间真的就那么难吗?再有，其中《孔子诗论》一篇对《诗经》研究意义非同小可，不过，在许多学者那里，它也存在被过度阐释的危险。因为在我看来，《孔子诗论》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诗》本义问题。我以为，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论《诗》，与我们今天论《诗》，其间并没有本质性的不同。当然，孔子去古未远，对《诗经》的了解或许更接近事实。但从理论上讲，孔子所理解的《诗》之本义也只是他的理解，孔子的理解并不是真正的《诗》之本义。目前古代文学界围绕通过上博简中的《孔子诗论》企图就此彻底弄清《诗》本义的所作所为很可能又于无意间制造出一场新的误解。我认为，这一误解的产生恐怕主要来源于古代文学对考古学的崇拜性期待。我们不妨这样提出问题，如果古代文学仍然一如既往地寄厚望于考古学，如果以后考古学界不能像此前一样陆续为我们提供新的地下发掘，古代文学界的文物期待倘得不到满足，那么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下一步该怎么搞?这样下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该如何确定自己下一步的发展战略?起码就现实的状况看，这个问题还没有展现令人信服的答案。还有，与追随考古学相仿，古代文学研究近年来出现的禅佛热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倾向。无庸讳言，佛教不仅对汉以后的中国古代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也创造了有足够理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佛教文学。但是，佛教既不是与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段文学都有关系，也不是任何文学现象都适合引进禅佛视角进行研究，更不是任何知识结构、任何素养和研究风格的研究者都能从事佛教与中国文学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禅佛热似乎也有适当降温的必要。

　　如果说古代文学研究受新时期以来的一次又一次学术时尚的牵制尚属于老学科遇到新挑战的话，那么，于古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老问题也经常花样翻新地旧话重提以吸引学界的关注，事实上也一定程度地分散了正常研究的学术注意力。这样的问题尽管常常是关注的人不少，但是要想把它成功地向前推进哪怕是一小步几乎都是很困难的，因为此类问题有的就是由某权威人士的一个名言警句而来，原本问题的核心就未得充分论证，或命题在命名之后就未经过认真考虑其是否具备学理的根据。史学界长盛不衰、久争不下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大家争辩驳难，无非是那么几条仅有的人所共知的材料，无非是那么仅有的可供选择的若干答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关于文学的自觉问题似也可归入此类。这一话题原本是由鲁迅先生所谓魏晋是“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代一语而来。但是，由于此言出于鲁迅先生之口，它也因此就成了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大问题。当然，鲁迅先生作出这样的判断无疑是有其学术根据的，例如进入魏晋以后，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而后又陆续出现了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文体的划分越来越细，文体的自觉追求越来越明确，由此，遂导致后来持续较长时间的文、笔之分和文、笔之争。有了这些理由，断定魏晋是“文的自觉”时代就已经相当坚实了。不过，自打鲁迅先生作出这样的判断以后，文学界对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就基本没有停止过。近年来，人们越来越不满足当年鲁迅先生的时间认定，而企图把中国“文的自觉”到来的时间提前，于是就有了东汉说、西汉初年说，乃至先秦说。如果对这一现象稍加审视，就不难发现，这个引起学人扎堆讨论的现象起码暗含了一个非学术化问题:那就是崇古尚早心态，似乎中国“文的自觉”的发生时间越早就越能证明中国文学的伟大。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许多学者不假思索地把当年鲁迅先生“文的自觉”对译为“文学的自觉”，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误会，就已经是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了。很显然，鲁迅先生所谓“文”是指“文体”，他之所以断定魏晋是“文的自觉”时代的理由也都是侧重“文体”而言的。不仅如此，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中的所谓“文学”也指的是“文体”，否则他就不会在下面按时代先后逐一罗列先秦散文、汉赋、南北朝骈文，乃至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了。事实上，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果不把“文体”和“文学”相混淆，“文体”的变迁是有迹可寻的，也是可以讨论的，而“文学”的自觉与否则是一个相对比较难以进行学理讨论的话题，因为这一语境下的“文学”的核心是“文学性”、“文学因素”或曰“文学色彩”等等，而这些描述性概念是很难确定其准确内涵的。没有准确内涵，讨论和驳辩只能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谓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