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盛唐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

　　唐代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进取的时代，“万马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麒麟”；唐代又是一个人们普遍渴求建功立业的时代， “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士大夫们多具有为国出力、青史留名的抱负，希望有所作为，“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对于他们来说，世界是广阔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由士风而及民风，这一昂扬向上的精神成为盛唐的时代气象和普遍的社会风气，这就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

　　首先，盛唐之时，“天下雌韩而雄魏，壮武而柔文”，整个社会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气氛，与前代相比，唐人有更多的任侠尚武之气，特别是边塞诗人，更是任侠使气，狂放不羁。如王勃常“慨然思诸葛亮之功，赋诗见情 ”；陈子昂虽“体弱多疾”，却“奇杰过人，姿状岳立，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至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人乡学，慨然立志”，“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其苟容”。其所作《饯陈少府从军序》一文，更是直抒心臆，其言道：“少府叔风彩龙章，才高位下。班超远慕，每言关塞之勋；梁竦长怀，耻为州县之职。”李白“十五好剑术，遍干诸候”，“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高适 “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王维的《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序》称：“高子读书五车，运筹百胜。慷慨谋议，折天口之是非；指画山川，知地形之要害。……公卿籍甚，遍交欢于五侯；孙吴暗合，将建功于万里。”

　　其次，唐人又有从军入幕和漫游边塞的风尚，从而使得文人士大夫能够亲历边塞，接触边塞生活。唐代制度规定，边帅可以自辟幕僚。《通典》卷三二载，唐采访、节度等使之僚佐，“皆使自辟召，然后上闻，其未奏报者称摄”。这种制度使得那些在科举考场上失利、人仕无门的文士，有可能通过人幕而释褐。如《全唐文》卷五00权德舆《王崇术神道碑》所盲：“开元中，举孝廉，仍岁为有司所诎，因罢卷慨息，慕班超、傅介子之为人，遂从河西节度史杜尚书暹，抚剑相合。”而唐代科举考试中，又把“军谋宏远，堪任将率”一科与选拔政治人才制度并列，这极大地刺激士人关心边事军情。王谠《唐语林》评论道：“游宦之士至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迁腾倏忽，坐致郎省。”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对此文人人幕情形描述道：“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要视其主之好文何如，然后同调萃，唱和广。”唐代文人人幕往往可迅速升迁，故吸引了大批读书士子，而军幕中如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参谋等，常由士子担任，这对士人踊跃赴幕，有着强烈的促进作用。如杨炯高呼“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王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始入幕府后终为节度史的高适也说：“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由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岑参更有“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之语。在此风气之下，唐代很多著名诗人都曾亲赴边塞，人幕参战，谋划军机。

　　第三，唐代军幕之主中有不少文武兼擅，好文学，喜延揽文学之士，从而为边塞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艺术创作环境。以郭震、张说为例，二人皆出将人相，为文武之全才。郭震年16岁人太学，18岁擢进士第，其年判人高等。张说所撰《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记载，武则天令郭震抄录旧文，震上《古剑歌》，“则天览而佳之，令写数十本，遍赠学士李峤、阎朝隐等”。郭震是文士中的佼佼者，后来却担当重要武职，曾任凉州都督兼陇右诸军大使、骁骑大将军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使、金山道大总管。他在安西经营十余年，屡建奇功，四镇安宁。郭震行状是张说所撰，说本人也是文武全才。《旧唐书·张说传》对他有如下记载：“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成风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张说是一代文宗，又曾出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检校并州大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朔方军节度史。他在担当军职期间，便多有建树。以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高适之幕主而言，岑参之幕主封长清有文才，《旧唐书》本传说：“外祖犯罪流放安西效力，守胡城南门，颇读书，每坐常清于城门楼上，教其读书，多所历览。”“常清于幕中潜作捷出……（高）仙芝所欲言，无不周悉，仙芝大骇异之。”“常清有才学，果决。”今存文一篇。高适之幕主哥舒翰则“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幕主与文学之士相聚幕中，赋诗谈艺，文学创作环境相当好，故有人认为唐代边地军旅幕府中有一种类似于建安诗人的创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