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以幻为真与声律传文

　　以幻为真的传播思想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该文学传播思想更主要的是以文学创作倾向的形式体现出来，并逐渐带有理论色彩。众所周知，神话是人们按照自身的认识对自然和社会的幻态反映，又是原始人对于世界的“合理解释”。由于科学发展的局限，在原始人的观念中，幻态即真实，真与幻是浑然一体的。所以在他们的故事和传说里，大量的幻化成分被加入。此一思维影响到后来，就使得文学家甚至历史家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也体现出这一思想的痕迹。比如司马迁写作《史记》，就对有史实根据的材料和无史实根据的内容，分别采取“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来加工，其中的“疑以传疑”就近乎以幻为真。干宝作《搜神记》不但在创作上写了大量的人鬼相杂、幽冥相间故事，还提出了“发明神鬼之不诬”的创作动机，这也是坚持以幻为真的。到了唐传奇时代，一大批文人把许多鬼怪和神仙故事写成小说，并言之凿凿地表示是自己的所见或亲历，以证明实有其事，也是很典型的以幻为真的创作倾向。这说明，以幻为真作为一种以创作倾向体现出来的文学传播思想，在古代对于文学的原创性传播产生过很大的积极作用。

　　在中国古代，对于原创性文学传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另一文学传播思想是声律传文。因为中国古代早期诗文创作中的声律，大多带有自然特征，不是作家刻意制造的，所以声律传文的思想尽管在先秦两汉时代既已有所萌芽，或者说是被一些与文学有关的活动体现出来。比如“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活动，以及东汉时代蔡文姬创作的诗歌《胡笳十八拍》。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的谢灵运、沈约等人发现了所谓“前人未睹之秘”的诗歌声律，并自觉地将其运用到诗歌创作中。从此，中国古代的诗文进入自觉地以声律进行传播的新纪元，甚至被强调到“妙达此旨，始可言文”的程度。

　　声律传文思想观点到唐宋诗词繁荣以后，更被一些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所发扬，如初唐的“上官体”、宋代周邦彦的词创作，以及明代戏剧方面的“吴江派”、清代的“格律说”，这些有关声律与文学创作相关至切的思想和主张对于文学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除上所述及的几种主要的文学传播思想外，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史书以及其他文献典籍中，还星散着很多文学传播思想的因素或成分。如“不虚美，不隐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劝百讽一”、“诗赋欲丽”、“文以载道”、“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以及杜甫“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贾岛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之类倡导以修辞藻饰强化诗文主题传播效果的认识表达，还有小说方面的“自娱娱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学功用认识，都可以视为文学传播思想的质素或分子，这里不再一一详论。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的认识或结论：首先，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范围和深度远没有现今的文学传播宽阔与纵深，而且中国古代所使用的文学概念、传播概念，也跟现今的文学、传播学使用的概念在含义上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古代文人对文学传播的理解和认识，也与今人的看法和观念存在着较大差异。这决定了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过程中，所做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可能更多、更细致，也就是说从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勾稽和揭示古人的文学传播思想元素、观点和成分是艰难的，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归纳、提炼和研究的遥不可及。其次，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文人学者的理论表述中，通过主张要求或认识提倡所提出的思想观点或理论元素;二是通过文人学者的创作倾向或创作实践活动所体现出来的。这两个方面呈现的文学传播思想，往往在同一个时段或历史时期中，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或统一性。再次，以上我们的勾稽和阐释的一些文学传播思想，只是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的代表性观点或倾向，并非全部，要细致地、系统地阐释和归纳揭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最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无论是对于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还是对于中国文学传播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和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