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起来，旅美华人学者陈鼓应先生的解释似更接近老子的本义。他在《老子注译及评介》一书中说：为学是指探求外物的知识活动。这里的“为学”，范围较狭，仅指对于仁义圣智礼法的追求。这些学问是能增加人的知见与智巧的。“为道”是通过冥想或体验以领悟事物未分化状态的“道”。就是说，在他看来“为道”与“为学”是两种全然不同的学习方法，前者是外求，后者是内观，前者是积累，后者是消化。不过“为学”不应局限于对仁义圣智礼法的追求。如果说陈先生对“为学”和“为道”的理解还基本正确的话，那么他在书中所引任继愈先生的一段话问题就更多了：“老子承认求学问，天天积累知识，越积累越丰富。至于要认识宇宙变化的总规律，或是认识宇宙最后的根源，就不能靠积累知识，而要靠‘玄览’、‘静观’。他注重理性思维这一点是对的，指出认识总规律和认识个别东西的方法应有所不同，也是对的。老子的错误在于把理性思维绝对化，使他倒向了唯心主义，甚至排斥感性知识的错误。”首先，老子的“为道“并不只是为了认识宇宙变化的总规律或宇宙最后的根源，正如陈鼓应先生在该书的代序中所指出的那样：“老子是个朴素的自然主义者。他所关心的是如何消解人类社会的争纷，如何使人们生活幸福安宁。”老子并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是个逃避现实的隐士，也不是脱离实际的空谈家，他不过是反对靠仁义和礼法来治国的做法，认为“德、仁、义、礼”都是低层的东西，甚至认为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对于国君他认为应该“以道莅天下”(《老子》第 30章)。至于他所说的“致虚极，守静笃”(《老子》第16章)和“功遂、身退，天之道”(《老子》第9章)，更是对全人类的生存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启示。其次，在老子那里，宇宙之道和人生之道并非两个东西，当然也就没有大小之别，他是由宇宙论到人生，由人生说到政治，宇宙之道、人生之道、政治之道并不是三个不同的东西，而是“一以贯之”，它们都是认识的最高层次。“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60章)，治国之道与烹饪之道并无本质的区别。到了庄子那里，甚至“道在屎溺”，连拉屎撒尿都存在着“道”这一最高原理。因此，“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句话里，老子并不是说“为道”与“为学”的不同在于认识总规律和认识个别东西的方法上，不是说这两者各有各的作用，可以互补。而是说“为道”与“为学”是根本对立的两条认识路线，他是极力提倡“为道”而坚决反对“为学”的。他还尖锐地指出：“大道废，存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老子》第18章)，就是说对仁义的标榜实际上说明道已经被世人遗忘，而人们靠“为学”得到了所谓的智慧后，严重的虚伪现象就随之产生了，正因为如此，他明确提出了“绝圣弃智”的口号。这难道不足以说明老子是在反对“为学”而提倡“为道”吗?其实，陈鼓应先生在《老子》四十八章译文后的《引述》中也已明确地指出：“老子认为，政教礼乐之学实足以产生机制巧变，戕伤自然的真朴。老子要走‘为道’的路子，减损私欲妄见，返归真纯朴质。”不过这里还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从《引述》来看，“为道日损”中减少的是“私欲妄见”，但在《译文》中“私欲妄见”却成了“情欲”。以“私欲”代替“情欲”当然未尝不可，但“妄见”到哪里去了?还有，同书中“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译文是“求学一天比一天增加【知见】，求道一天比一天减少【情欲】。”老子的这句话虽未指明“益”和“损”的对象，我们在翻译时完全有权将其补出，但这对象总应该是同一个东西，而不应当半路上再杀出个程咬金吧?

　　其实，“益”和“损”的对象都是“知见”，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知识”。问题就在于我们往往不把知识当作思维能力，而只当成一些死的信息，于是积累就成了掌握知识的方法，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殊不知，真正的学习应当是对知识的消化，这个消化过程是一个提炼概括的过程 ，这正是一个日有所损的过程。韩愈所说的“提要”、“勾玄”，苏轼所说的“博观约取”和以前学者们常提而今已为许多人所忽视的“把书读薄”，都属于“损”的方法。孔子也坚决反对记问之学，提出了“举一反三”的命题，并启发子贡要像颜回那样“闻一知十”，不要只在闻见上下工夫。当然，老子在这里所说的“损”与以上这些说法又有所不同，上面这些说法一般都停留在意识的层面上，老子所说的“损”则是潜意识层面上的静观玄览，这种对事物和知识的提炼概括更为高级也更加迅速，当然也就更加值得我们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