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截止目前，我国已有100多所院校开设了国际贸易专业，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培养模式。如何对现有专业进行改革，办出特色，使其更加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满足我国对跨文化操作能力的外贸人才的迫切需求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因此研究如何培养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跨文化操作人才模式具有示范性和普遍意义。提出跨文化商务操作能力培养模式思路的出发点是基于以下事实:第一，国内外在讲授国际贸易等专业理论与实务知识时内容基本相同，但从不同文化视角对相同专业知识的理解以及在实践中的应用往往大相径庭。不同的价值观、语言表达方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都会对贸易活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有时甚至是重大影响。第二，在比较单一的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对于文化差异的敏感度很低，他们习惯于以惯性思维方式处理和看待复杂的跨文化问题，因此有必要研究如何提高学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特别是提高学生在不同商务环境中的执行能力。本研究认为，为实现培养适合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的跨文化商务操作能力的经贸人才的目的，可以通过教学实践摸索出一条适合国际经济贸易专业学生跨文化商务操作能力的培养模式，并实现对传统专业培养模式的创新。为此目的，本研究首先解决如下命题:何谓跨文化商务操作能力?如何衡量跨文化商务操作能力?通过何种途径提高学生的跨文化商务操作能力?之后本研究将建立跨文化商务操作能力评价指标及其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在选定的实验班级按照既定的研究路线和程序进行研究，并做出对模型检验的研究结论。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在国外，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考察方面比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是英国语言学家Belay。他提出从三个角度综合测定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情感角度、认知角度和行为角度。他认为认知角度和行为角度为人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认知角度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通过理解母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异同来改变个体对环境的认知，主要包括自我意识和文化意识。行为角度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包括语言能力、行为的灵活性以及社交技巧等。在商务领域对跨文化研究最有影响的是荷兰学者GeertHofstede。他于1968年和1972年两次对IBM公司在50个国家和3个地区的职业经理人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共收回116，000份调查表。调查内容围绕与商务工作相关的价值观展开，共设了4个变量，即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对权力距离的态度、对不确定因素的回避态度和男性主义—女性主义。另一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出自中国香港大学的迈克尔邦德。他邀请了一些中国社会科学家列出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研究根据每个国家对价值观重要性的排列，同样从4个衡量纬度来考察。这个中国人价值观的调查在来自五大洲的22个国家多种专业的1000名学生中展开，其中男生500名，女生500名，调查得出一份对22个国家中国人价值观的统计分析结果。邦德的4个变量中有两个与Hofstede变量相似，但没有“对不确定因素的回避态度”，而它的另一个变量因为具有鲜明的儒家价值观特色，因此被称为“儒家动力”。国内学者对跨文化研究也有十分丰硕的成果，但正如北京外国语大学胡文仲教授在《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2005)中所指出的那样，我国学者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大多侧重演绎性和思辨性的研究方法，成果主要集中于语言教学，而跨学科研究，特别是采用实证方法的研究成果很少。在国际贸易教学领域，以往的教学改革主要是注重双语教学和实践环节的改革，侧重点在于专业知识与语言知识的结合和技能的培养。本研究则试图将跨文化研究从语言教育与教学研究深入到经济学教育领域，在以往的专业知识、双语能力和实践的基础上加入跨文化商务操作能力这一新元素，使其成为人才培养知识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建立更加适合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的国际贸易人才培养的新模式;而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经济学的方法使研究结果更具科学性。
三、跨文化商务操作能力评价模型的建立
(一)对跨文化商务操作能力的界定
对于什么是跨文化商务操作能力以及如何测量跨文化商务操作能力，目前尚无可供借鉴的文献。本文认为跨文化商务操作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不同，它是一个综合的、多纬度的衡量指标，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中的元素，还包括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从事商务活动的行为能力，如认知能力、文化差异辨别能力、谈判能力、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等。应当说由于商务活动与经济效益直接挂钩，因此跨文化商务操作能力更强调行为能力的结果和达到目的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