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烨在《庄子的生存哲学》一文中认为庄子的道的理论内涵是指：道是物的本根和始源，道不是本根之物和始源之物，道在物而不是物。“道”既然是物的本根、始源具有创生性，他不仅生天生地，而且神鬼神帝，万物因它而变化，生命个体当也有它产生。“道”不仅是无生命的万物之本，也是生命之本，人的形体、精神以及整个生命都是由“道”产生的，也是由“道”赋予其存在根据的。人的整个生命，从形体到精神，归根到底都是“道”赋予的。庄子坚持从宇宙自然中去寻找生命的本源，排除了彼岸神秘力量在生命创生中的作用;坚持立足于宇宙自然的立场来看待人的生命价值，表现出了重生珍生的价值取向;坚持将生死纳入宇宙自然之中，对生命关怀具有乐生安死的现实品格和超然思想等等都体现了庄子人生哲学的理性色彩。

　　廖静梅在《庄子生命哲学研究》一文中认为庄子将玄之又玄的“道”化生为实在存有的“气”，把创始生命的“道”形象地展现于实体的“气”中。在混沌之中，产生了“气”，“气”的变化生成了形体，随于形体的转化而形成了生命。“气”聚则生，“气”散开则死。生和死融于宇宙的大化流行之中，遵循于“道”的自然交替和轮转之中，犹如四季的变化，昼夜的更迭，“死生一也”。同时，系统地阐释了庄子出世、达观的生命哲学思想的同时;又着力地从其惜生、顺世的哲学层面探究了庄子生命哲学中积极、入世的思想内蕴，较为系统地阐发了庄子生命哲学思想的整体内涵，建构出了庄子生命哲学的完整体系，客观地展现了庄子达观、超凡的生命智慧。

　　冯登山在《先秦诸子的生死观》中认为以庄子之学中国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它代表着当时的某种时代精神。当时，诸侯争霸，战争频繁，民不聊生。庄子继承老子之道而又“与时俱化”，认为人之死生乃“气之聚散” ，它“自本自根” 、 “方生方死”。庄子重生而不贪生，乐死而不轻生。庄子追求全真保性，顺物安命，提倡“心斋”、“坐忘”、“见独”、“逍遥”的思想，与儒家“未知生，焉知死”、“死生有命”等生死观颇有不同。庄子的生死观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可以说，它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它消解了死亡的悲剧意识，化死亡的忧惧感为精神的至乐感。

　　殷虹刚《论<庄子>的生命智慧》一文中认为庄子对生命的关怀可以分为由外到内、由浅到深的“保身”“尽年”和“体道”“养生”两个层次：前者是在乱世中求生存，多少带点无可奈何的意味，但后者是庄子在天地间的主动体道，是对生命真正的解放。它不仅透露出庄子对生命的无比热爱与珍惜，也体现了他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及欲拯救役役众生的慈悲情怀。

　　蒋学飞《论庄子对人生困境的超越》一文中认为庄子作为先秦道家的重要代表之一，人生哲学是其伦理思想的核心部分。庄子的人生哲学注重精神自由和自然无为，尤其是庄子直面人生困境，提出了突破和摆脱的理想境界和实践方法。庄子一生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他是在困境中塑造了自己的人生观，同时又在困境中提出了超越。困境和超越伴随了庄子的一生。庄子提倡“自然无为”的人生观，主张保持个人身心自由，追求一种无拘无束、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对庄子人生智慧的研究，有助于当今社会的人们摆脱情感、物欲的困扰，有助于人们遵循自然和利用自然，有助于优化民族性格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道”是庄子生命观的本体。

　　韩林合在《虚己以游世——<庄子>哲学研究》一书中认为庄子所言一个人为了安命，必须先行齐物，即放弃世界中存在着物我、彼我、是非(真假)、善恶(好坏)、美丑、等区分的俗见。正确的心态是不扰乱人心的俗知，不要做出各种各样的区分，而是要返归于常心，达到明的状态。其次要做到“心斋”。人们要停止其心灵的正常活动：不去感觉、思考、感受、意欲等等，才能做到心斋，那么人们也就不会有各种各样区别的观念。这样，人们便可以安命、进而最终回归于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