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建立后，由于助推国家建设和统一的需要，舆论渐趋加强对国民与国家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强调，“国语”的重要性被纳入到“国家—国民”的话语叙述之中。蔡元培就认为国语是“融洽国民感情的媒介，是个人求知识，谋职业的应用，是服务于民族国家，尽一个国民应尽责任的应用工具。”远在日本的华侨呼吁只有学习统一的国语，才能“做中华民国统一国家的大国民”。

　　而在1920年代，军阀混战、国家分裂，许多人寄希望于国语的推广能加强地方军阀对整体的认同，实现全国政治上的统一。倪海曙认为，民初旧的封建势力很快转变成军阀割据的状态，连年内战，“使当时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政治统一的需要，于是许多人又都从统一上着想，这种意识反映到语文改革上，便造成了注音字母与国语运动的合流，使‘待用文字’的注音字母转变成了‘统一国语’的注音字母。”这正如时人所希望的那样，“方今南北纷争，忧国之士力谋统一，但统一南北，非先联络感情，则言语之效力乃大”。这种国语统一观反映了时人现实需求。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众多精英认为语言不统一，方言隔膜造成了国人之间犹如一盘散沙，国族性不强。国民和国家之间的隔膜状态造成了国民只知个人、家族、乡土而不知国家、民族，正如蔡元培所言：“中国人民肯替家族、地方牺牲，而不肯替国家牺牲，就是因为感情的不融洽，像广东一省，广州、潮州、汀州、漳州都各有各的语言，所有时起纠葛，虽然也有其他种原因，但是语言的不统一，总是一个重大原因。”所以在支持国语统一运动的人看来，国语就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象征，是“国民精神所寄托”，只有“国语统一，国民精神才能统一，现代的国家，没有不承认的”。而民众只有在操持了共同的语言之后，“国民统一之精神，自随而勃发，驯之五族一志，四亿同心，后扩充军备，以固国防，振兴实业，以裕国计，普及义务教育以培国本，发达科学技艺，以宏国用，种种问题皆得迎刃而解矣。”

　　不同的拼音方案

　　自从西方人东来中国，并尝试学官话，自然需要创制用来记录汉字读音之拼音系统。多年来，曾经有不少拼音系统推出。19世纪时，最先出现的就是威妥玛拼音，根据其发明者命名。1906年，标准邮政式拼音推出，同样是不太规则的系统，也多数用于地名。

　　以上两种系统当前仍被使用，但渐渐被汉语拼音取代，如今多数只是出现在旧课本或历史书等。

　　20世纪时，有些中国语言学专家提出数个转写系统，而其中一个更是全新拼音系统：注音符号，到当前为止，最成功的转写系统是汉语拼音，亦即中国大陆政府在1958年推出的方案。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如今也部分采用汉语拼音。

　　在20世纪初至1980年代，一直有人不少人，也曾包括中国大陆，认为汉语应该走抛弃汉字的拉丁拼音化道路。持这种意见的人中最著名者为毛泽东，其“汉语一定要拉丁化”的论断被编入了中国大陆80年代之前的教材。由于汉语拉丁化运动采取的是汉语标准语的语音系统，因此汉语标准语的拼读系统得到了运动支持者的重视，其中以汉语拼音为甚。拉丁化方案最后被放弃，基于汉语包含非常多同音词。汉字与古代文学和文化息息相关，汉语的构词方式使得汉文书籍一般比英文书籍容易读懂，种种原因令汉语拉丁化运动推行甚为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已经放弃放弃拉丁化方案，汉语拼音主要用于小学汉语发音教学。

　　80年代之后，随着汉字的计算机输入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汉语拉丁化运动已逐渐平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亦不再采取这种论调。但民间仍有拉丁化运动的支持者。而耶鲁拼法则不太受欢迎，也比较过时，却更能代表官话的音位。

　　1949年以前

　　现代汉语标准语继承于始于北宋、定命于元明的“官话”体系。1909年，清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国语。这是汉语首次得到官方命名。

　　新老国音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后年2月在北平召开了“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史称老国音的国音系统，确定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具有入声。同期并制定了注音字母第一式。1919年9月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国音字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