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基于现代中国北方官话的白话文语法和北京话语音制定，1932年经教育部颁布《国音常用字汇》后，被采纳为中国的官方语言。

　　1949年后中国大陆改称其为“普通话”，此称呼也使用于港澳地区。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台湾地区继续使用“国语”称呼，在海外华人地区则称为“华语”。

　　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采用了“国家通用语言”这一说法，从语言功能角度说明“普通话”的使用范围，着重强调的是其在国内的“通用性”。“国家通用语言”这一说法产生后，由于其较长，口语称说不便，一般人就将其简称为“国语”“通用语”“国通语”等，容易造成不必要的矛盾。从我国民族关系、语言国情和传统习惯来看，没有必要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说成是“国语”和“官方语言”。

　　不同地区的称谓

　　学术界：现代标准汉语

　　现代标准汉语，是现代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官定标准，基于现代北方官话的语法和语音，作为 官事、教学、媒体等的标准用语，并广为东南亚及其他海外华人采用。作为联合国六种官方工作语言之一，成为国际人士学习中文的主要参照。当前在新加坡等国为官方语言之一，也是东南亚及其他海外华人群体广泛采用的共通口语或书面语；

　　国语（Guoyu），1930年代由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规范与推广。国立编译馆主编、正中书局出版的黎锦熙先生的解释，是“北平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交际、讲学所用之北平话”。抗战胜利后，败退台湾省的国民党继续推广现代标准汉语；

　　普通话（Putonghua），按照1956年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华语（huayu)，此种说法主要流行于东南亚华人地区，东南亚华人可能说多种汉语方言，华语一般指现代标准汉语。

　　历史沿革

　　国语运动

　　早在雍正时期，清政府就积极推广官话。其中福建、广东两地的语言系统与北方官话差异极大，以至两省官吏持乡音“赴任他省，不能宣读训喻、审断词讼”，只能由“吏胥从中代为传述，于是添饰假借，百弊丛生。”不仅如此，“两省之人，其语言既皆不可通晓”，不但官员“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使“身为编氓，亦不能明白官长之意，是上下之情， 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官民上下，语言不通，成为执政的重要障碍。因此，清廷特地在闽粤地区大力推广官话，规定“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涪官话者，不准送试。福建省城四门设立正音书馆。”但是，语言推广并非易事，清廷并没有能够实现语言统一，闽粤地区一直延续着原有的方言系统。但这一时期语言统一还仅是清廷政令下达，专制统治的需要。

　　随着晚清民族危机的加深，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不少精英强调语言统一与民族认同、国家富强间的密切关系，统一国语呼声日渐增高。创制切音新字的卢戆章指出，如果人们“各操土音”，必然“对面无言”，而如果“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那么国家“新报、告示、文件以及著述书籍，一经发出，各省人等无不知悉，而官府吏民，亦可互相通晓。”这对于国家与民众而言，都是极为有利之事。而晚清桐城派教育家吴汝纶东游日本之后，深受日本国语教育思想影响,回国后即向张之洞奏请实施国语教育，他指出“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层差不齐，此为国民国体最要之义”，主张向日本学习，在学校推广国语教育。与此同时，他提出以京音统一天下音律，以实现语音统一。长白老民亦深谙此意：“世界各强国无不以全国语言一致为内治之要端，故今年吾国洞达治体者，亦无不深明此理。”1903年，京师大学堂学生在给时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的呈书中，亦认为中国南北各省，“口音互异，甚有各省之人不能通姓名之弊”，而“国人所赖以相通相结者，语言也，言不类则心易疑，此涣散之本也。”因此，“统一语言”可以“以结团体”，可以强国家。中国“无事不规仿泰西，步武日本”，唯独对语言统一问题“漠然置之”，是不可行的，因此，强烈呼吁推行官话合声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