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有因《左传》书法有乖忤处，而疑其伪者，然乖忤与伪窜固不能混为一谈。又有因书法、凡例多有截断上下文字之处，疑为后人伪加者，此自有相当之理由。然书法，一凡例与《左传》记事，固非同一来源。盖《左传》之记事本与各国策书旧文，《左氏》作者取而编裁，再加入当时之礼俗禁忌等以成其所谓书法、凡例者。至遂谓孔子本之而修经，则亦妄谈耳。以《左传》来源非一，故有不相协之处。此义后有详论。总之，《左传》之书法、凡例等，自《左传》撰述之初，即与各国策书之记事合编为《左氏春秋》(余谓其初名此，详后)，非出后人之窜加也。

　　二、论凡例

　　杜预《春秋序》曰：“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尊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又曰。“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是谓《春秋》乃孔子本周公之垂法币修，其中之义例，且非仅史书旧章。抑亦经国常制也。义例中又有所谓变例、凡例。清人校上《春秋释例》言曰：“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于‘凡’。《左传》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诸称‘书’、‘不书’、‘先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辞，发大义；谓之变例。”是则凡例乃如天经地义未容评衡者。刘师培则反对此说，谓“凡”与不“凡”，无新旧之别，其言曰：“汉儒旧说，‘凡’与‘不凡’，无新旧之别，不以五十‘凡’为周公礼经。明经为孔子所作，经文书法，创自孔子也。杜预以下，悉以五十‘凡’，为周公旧典，魏、晋以前，未闻斯说。今以本传证之，庄十一年‘得隽曰克’，成十二年‘自周无出’，《传》均言‘凡’。又隐元年云：‘如二君故曰克。’侶二十四年云：‘天子无出。’《传》文均弗言‘凡’。两文互较，厥例实符。周、孔之分，新旧之别，果安在耶？后世疏明杜例，至以《易》数大衍相拟，斯愈弗足辩矣。”(《春秋左氏传例略》，载《中国学报》第二期)

　　是谓凡例与书法无别，无周公、孔子之分。然不云为后人之伪窜或乖忤也。而远在唐代，于《左传》凡例固已有大事攻击者矣。啖助云：

　　“凡媵，常事，不书。公子结，为遂事起本也；三国来媵，非礼也，故书。《公羊》云：‘媵不书。’《谷梁》云：‘媵，浅事也，不志。’此说皆是。《左氏》云：‘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若然，则莒姓己，邾姓曹，此二国同姓至少，如嫁女，孰为媵乎？恐此礼难行，今不取。”(《春秋集传纂例婚姻例媵》)

　　赵匡语尤专悍，云：“刘歆云：‘左氏亲见夫子。’杜预云，‘凡例皆周公之旧典礼经。’按其《传》例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然则周公先设弒君之义乎？又云：‘大用师曰灭，弗地曰入。’周公先设相灭之义乎？又云：‘诸侯同盟，薨则赴以名。’又是周公令称先君之名以告邻国乎？虽夷狄之人，不应至此也。”(《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第五》)

　　其后宋刘敞之《春秋权衡》，对凡例亦加攻击，论证最详。清姚际恒之《春秋无例详考》，则并三传而论者。余亦有《略论“五十凡”》一文载于潜社《史学论丛》第二期，于凡例之大半曾逐条驳辨，有言曰：“夫所谓‘凡’者，全称肯定或否定之辞。有一例外，即难言‘凡’，况多例外乎？”

　　盖每一凡例之立，颇多例外，故有是言，结论云：“以上所论及者共二十‘凡’，由此吾辈知非特孔子未本之修《春秋》，即修《左传》者亦不晓何所谓‘凡’也。杜预所谓为例之情有五者，亦杜预之说已耳。……今所论者，虽仅二十，然大体已知其价值如何，不待另估矣。

　　意谓不特凡例本身乖忤，亦非修《左传》者所知，乃出后人之窜加者。故其价值甚低，不待另估也。此全为今文家说法。以今日言之，则颇须另估矣。自啖助以来之攻击凡例者，莫不就凡例本身之乖忤及矛盾而言。余前以言之，此不足为窜加之良好证据，盖凡例与《春秋》，及《左氏》所本之策书，本为三事。《春秋》记事，未本凡例而言，有以上诸家之考订，已成铁案。《左氏》记事之文亦与凡例无涉。凡例者，乃《左传》编者同时流行之礼论也。当时虽有其论，而未必有人本之实行，尤未必有人本之修史。《左氏》成书之来源，当以啖助所论最为得当，余此文终了之结论，亦大体与其相似而略有修正耳，其言曰：“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出一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书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春秋集传纂例三传得失议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