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就产生于第一次哲学转向即认识论哲学转向已经完成，第二次哲学转向即西方语言哲学转向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卡西尔自觉的参与了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的变革，以文化为中介推进了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反思。同时卡西尔在传统哲学体系崩溃，现代哲学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双峰对立，陷入要么走哲学科学化，要么走哲学文学化的道路的困境之时，用符号意义功能的统一性，为现代哲学开辟了一条新道路。从而引领和塑造了时代精神，达到了其文化哲学的理论自觉。本文试图在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意义上重新审视卡西尔，以期揭示其在现代哲学转向中所具有的重大哲学史意义和地位。

　　一、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

　　近代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以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的.抽象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哲学的主要任务变为了寻求“思想的客观性”问题，即内在的精神和外在存在如何相符合，相统一的问题。经验论和唯理论各自以片面的真理展现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经验论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但它否认精神对感觉经验的超越性，把人的认识完全限制在人的主观观念范围内。将世界划分为意识内的世界和意识外的世界，最终只能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唯理论则认为知识潜在于人的意识中，否认感觉经验是知识的来源，最终一切思维活动只能是纯粹主观的思维活动，精神世界和外在世界完全对立起来。

　　到了康德那里，思维与存在的抽象对立已经到了迫切需要统一的时候。康德综合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观点，他肯定了唯理论提出的人具有先验认识能力的说法，同时也肯定了经验论着重的感觉经验的重要性，提出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认为人是用先天认识能力统摄后天经验形成知识，并给知识划定了范围。即知识的对象只能是自在之物反映于人头脑中的现象世界，自在之物(物自体)本身不是知识的对象。由此，康德在积极的意义上保卫了知识，否定了休谟的怀疑论。但同时，他并没有消解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的抽象对立，反而是证明了这种对立的不可克服性。

　　康德在进行重大哲学变革时提出，既然人们要运用理性认识能力才能形成知识，那么，在运用理性对事物做出判断之前，应先着手对理性自身的认识能力和认识的范围的有效性进行考察。这是任何知识得以可能的前提。由此，哲学的意义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革，即对于哲学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再是研究事物本身，不再是如何增进“知识的实质性内容”，而是满足于对知识的工具，对意识能力的考察。通过对意识的认识论反思，来解决“思想的客观性”问题。康德的整部《纯粹理性批判》都在力图完成这项任务。

　　可以说，康德的对认识工具的重视已经蕴含着现代哲学思维方式重大变革的萌芽，现代哲学正是要从“中介”出发去思考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新康德主义者的卡西尔正是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这一哲学革命。哲学的研究课题不再是认识独立于人类意识之外的存在实体。卡西尔提出“我们不仅要理解世界‘是什么’，而且还要理解世界‘从何而来’”。他指出，存在是以各种符号形式为中介，才得以被人类思维所把握的。“这些特定的符号形式并不是些模仿之物，而是实在的器官；因为，唯有通过它们的媒介作用，实在的事物才得以转变为心灵知性的对象，其本身才能变得可以为我们所见。”

　　卡西尔明确提出，“我们不需要放弃由康德发现并由他清晰地第一次提出来的这个基本的批判问题。我们现在必须引导批判问题去面对崭新的材料，但我们可能而且应当维护这个问题的形式。”康德对人类认识能力的考察主要是对逻辑理性能力的考察。因为在康德看来，真正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知识”的，唯有数学、物理学等由逻辑理性能力获得的自然科学的知识。虽然康德后来在《判断力批判》中对审美判断进行了考察，但他认为审美判断“不是知识判断”。可以说，康德把人文学排除在了知识的范围之外。

　　卡西尔认为康德对认识能力的划分标准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的，康德所处的时代，是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取得辉煌成绩的18世纪。这些科学的发展体现在了康德的哲学里，表现为他对纯粹数学何以可能，以及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的考察，从而为科学奠基。而到了卡西尔所处的年代，生物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科学的发展已经迫使哲学不能回避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