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行的《著作权法》中，明确指出著作权属于作者。而著作权的主体可以是自然人、组织或者国家。由于历史等原因，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技艺的作者并不明确，且查实难度很大。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精神权利被视为一种集体权利，所以在明确主体方面，我们可以从传承人的民族性、传承习惯等方面入手。但是在实际中，这种权利因太过抽象以至于难以真正实现。但是又难以保证权利不受侵犯，所以一旦发生侵权，在维权的过程中，谁是诉讼主体就成了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而对于少数民族传统艺术项目，由于其原型作者难以明确，创作者是谁的问题难以回答，所以法律对于这种衍生作品并未予以保护。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少数民族缺乏文字，所以在历史中，诸多民族传统艺术在传承上主要是依赖人们之间的口耳相传，并没有条件去做书面记载。关于当前所见到的传统艺术的书面记载，绝大部分都是后人整理而来的。比如民间文学和民间音乐，一部作品的出炉，需要经过传承人口述、记录者记录，而后还需要整理者统一整理，由于涉及环节很多，涉及的人数也很多，所以在发表权、修改权等方面，由于法律没有进行明确，所以权利属于谁尚无定论。比如：由于古时缺少文字，少数民族传统艺术难以通过书面形式进行记录传承，使其拥有不可复制性，与法律规定相违背，致使其权利难以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另外，少数民族传统艺术在创作时，具有群体性，这就决定了其权利主体不是属于个人，而是属于集体，显然不符合《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少数民族传统艺术在传承过程中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加工改进的过程，具有传承和变异的特点。因此，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传承人并不符合《著作权法》中对权利主体的规定要求，因而难以确定和保护。

　　（三）《著作权法》中对保护期限的规定与少数民族传统艺术需要长久保护的特点不符

　　在当前的法律规定中，我国对于作品的保护采用的是自动保护原则。具体来说，当作品完成后，只要符合法律有关作品的属性定义，那么作者无需采取其他申请措施，法律自动对作品进行保护。著作权的获得十分简单，但是在保护时间上，则有着较为明确和严格的限制。在《著作权法》中的第二十、二十一两条中，就权利的有效时间进行了明确说明。在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方面，由于传统艺术的特殊属性，其时间十分长远，这一点则与法律规定相悖。按照现行的著作权有关规定，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传承人并不能受到充分保护，尤其是涉及民间的文学作品时，法律上的不完善就会更加凸显。对于传承人而言，著作权保护时间过短，显然对其有着十分不利的不良影响，不仅会对其创造性产生负面作用，而且也不利于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弘扬和传承。比如，文学作品的创作，大多都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作而来的，如果传承的创作成果被创作人占为己用，无疑会对文学作品的创作发展产生极为消极的负面作用。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本身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上升，即历史越久远，其价值便越高，对其进行保护期限的有关设置，显然不利于长远保护。再者，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生存发展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如果不能做到保护弘扬，终究会被其它文化所吞噬。所以，在著作权法中，设置保护期限的有关做法显然与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长久保护理念相违背。综上所述，《著作权法》与实际的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传承人所需要的保护还相差较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传承人起到保护的作用，但是由于传承人本身的特殊性，如何继续完善《著作权法》，给予传承人更好的保护，是当前应当努力的方向。

　　三、《著作权法》框架下完善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传承人知识产权保护的策略和建议制定

　　《著作权法》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文学、音乐、舞蹈等作品的权利。从上述内容可以知道，在《著作权法》的现行框架下，由于难以确定独创性标准、著作权主体以及保护期限较短等问题，导致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传承人知识产权保护未得到有效的保护。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著作权法》框架内提出以下策略和建议。

　　（一）根据传承者对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创新情况来确定独创性标准在独创性方面可以从传承者在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中的创新情况来进行界定，以确定独创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