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追求语言的精确性容易导致忽视问题。在波普尔看来，精确性总是相对于问题而言，是由要解决的问题所要求的，不应该试图做到比问题境况所要求的更精确，或者预先使词语或表述更精确，否则，为了精确性而增加精确性，要么会以丧失明晰性为代价，要么将在无用的枝节上浪费时间和精力，从而忽略掉真正的问题。逻辑实证主义者通过将语言的表达划分为真陈述、假陈述和无意义的陈述，取消了大部分的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更极端，认为根本就没有所谓哲学问题。波普尔针锋相对，指责逻辑实证主义最终瓦解的原因即是对重大问题（这些问题被他们认为是伪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埋头于细节，尤其是词的意义。至于维特根斯坦，波普尔则不惜与其当面争执“有无哲学问题”（这就是哲学思想界津津乐道、1946年10月26号发生在剑桥道德科学俱乐部的“拨火棍事件”）。波普尔认为，的确不存在“纯”哲学问题，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根植于哲学之外，例如宇宙论问题、逻辑问题，哲学家应试图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借语言消除问题。波普尔不无自负地说：“我主张有哲学问题，并且甚至我已解决了一些。”[4]（30）总之，波普尔认为，如果离开一个明确的问题，而想通过分析“本质意义”来改进词语，获得更丰富的内容，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称这种做法为“未达到大桥之前，就试图通过大桥”。[5]（91）此外，波普尔进一步从技术层面上论证了定义的不可能——定义的先决条件的不可能，我们可以将其论证概括为“定义的无穷后退困境”。波普尔向我们指出，定义项并不能够确认一个被定义词语的意义，而只会将意义的问题向后转移，转回给定义项，而定义项中的词语依然都像是以其作为起点的词语一样含糊和混乱。无论如何，定义者都必须继续循环地定义它们，而这些词语又会引发出新的也必须予以定义的词语，如此反复不已，直至无穷。波普尔向我们表明，追求界定所有词语，是不能实现的。而要摆脱“无穷后退困境”，必须承认有所谓“原始的词语”，即未界定的词语。定义链都必须是从未定义词语开始，其意义只能够被举例说明，而不能够被定义。因此，使用非定义词语就不可避免：“如果我们不能定义一个词语没有什么东西会防碍我们把它们当作非定义词语来使用，……任何定义了的词语最后还是要借助于一些非定义词语来定义。”[6]（365）波普尔认为，对于一个词语，妥善的做法是：首先直觉地使用它（而非直觉地定义它，它的意义可由习惯用法确定，或者已经知道其它概念与它的逻辑关系，其意义在使用中足够确切），然后才可尝试对它进行定义。未定义的词语可能被定义的词语取代，之所以要用到定义法，是因为定义过的词语能够更简洁而非更有意义地完成未被定义词语所拥有的意图。

　　最后，波普尔还指出了“定义语言”的恶果：定义往往不会使境况得到改善、使词语获得精确性，而是常常事与愿违，比定义前变得更糟，以致出现许多冗言赘句、贫乏的烦琐哲学。烦琐哲学之所以出现，在波普尔看来，是因为：其一，每个定义，都意味着用一个长的叙述代替一个短的叙述，而这将导致许多无益而又貌似精妙的分析；其二，对意义的偏执，对定义是否正确、是否真实的争吵，只会导致一种咬文嚼字的空洞争论。分析与争论并不关心理论的真理性问题，只关心词语的意义性问题。波普尔认为，试图通过定义，用词语问题来代替事实问题，所成就的无非是一些蛊惑人心和善于制造混乱的形而上学体系，在他眼中，黑格尔哲学即是此类典型。波普尔拿科学与哲学作对比，来说明定义倾向对哲学的'伤害有多大。与本质主义的定义方法不同，科学奉行的是方法论上的语言唯名论，波普尔称之为“操作主义”：科学中作出的陈述不依赖于词语的意义，不是为了决定词语的意义而使用定义，也不试图从定义推演出任何信息，词语只是为了方便而引进的简单标签，虽然有点含糊不清，然而研究者已经从操作上懂得其意义，并通过学习使用它们，来调整、简化，直至获得精确性。波普尔认为，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摆脱了词语及其意义的烦恼，避开了定义，只关心事实，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精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