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误解原因论文

　　黑格尔曾对中国哲学做出似乎欠妥的评述：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黑格尔承认中国有道德哲学，承认中国哲学的抽象能力和想象力，但总结中国哲学时又认为“与宗教相关联而发挥出来的哲学便是抽象的，因为他们的宗教的内容本身是枯燥的。那内容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规定］的王国。”［1］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中，黑格尔论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时曾附带评论中国的科学技术：“……那极少量的科学知识就被传到亚洲内地，传到中国，这点科学知识在那里就带着一个传统的外貌维持下去，不过在中国却没有繁荣起来。中国人是笨拙到不能创造一个历法的，他们自己好像是不能运用概念来思维的；他们也显示出他们有些古老的仪器，而这些东西是与他们的日常作业配合不上的，———所以，最自然的猜测就是：这些东西乃是来自巴克特利亚。”［2］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颜捷曾将黑格尔误读中国原因归结为资产阶级偏见，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立场批判黑格尔哲学［3］；随着研究的深入，有论者已跳出阶级斗争思考方式的藩篱，更注重总结黑格尔对孔子哲学、易经哲学和道家哲学论述的具体错误之处；也有学者在论述的过程中指出黑格尔不懂中文更不懂中国古文是他误读中国哲学的主因［4］。如果我们不假思索地认可这上面这些分析，那么沿着这条思路的推断：任何一位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懂中文和中国古文的外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解读都可能是误读。这样的推论明显是有失公允，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误读的原因需要得到重新审视。对黑格尔误解中国哲学的原因探究，最恰当地莫过于回到他的著作中寻找答案。

　　一、文献资料缺乏限制黑格尔深入理解中国哲学

　　在《哲学史讲演录》里我们不难发现黑格尔对东方哲学的论述篇幅不大，只对孔子、易经哲学和道家做出简要论述。稍加总结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首先，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基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哲学思想评述和翻译。黑格尔对孔子的概括资料来源于1687年出版的耶稣会神父普罗斯佩利若内塔、赫尔特利希、卢热孟、古布累等人的拉丁文翻译和注释［5］；黑格尔对《易经》起源的论述资料来源于1776年出版的“关于中国人的追述”里阿米欧神父“论中国古代”的文字［6］；黑格尔对八卦认定为可以唤起意义的便利和对中国哲学从思想开始、没有概念且流入空虚的判断，来源于温地士曼的观点［7］。从资料的来源看，黑格尔没有接触中国哲学的第一手资料，更没有接触过中国哲学翻译成德文或英文的资料，因此资料的缺乏是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误解的最重要原因。以孟子和古希腊哲学家为例，黑格尔在论述中国哲学的结尾才匆匆提到孟子哲学思想，而对毕泰戈拉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出现的伪书他却已做出辨别和区分，这一点佐证了在研究资料的占有方面黑格尔用以思考中国哲学资料是不足的。

　　其次，文献资料的缺乏导致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认识缺乏历史性思考。黑格尔论述中国哲学的文献仅限于先秦时期，因此他无法思考和理解中国哲学在秦之后与印度佛学融合进程；也无法思考和理解中国本土哲学经佛学的濡养向宋明理学的发展；更无法对中国哲学后来的发展中出现的，与西方哲学发展史中类似的命题进行思考和准确地评述。恩格斯曾概括黑格尔的哲学思考有别于其他的哲学史家，称其以巨大的历史感为基础［8］，但是在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论述中这种巨大的历史感显然因文献资料的局限而缺失。

　　再次，文献资料缺乏直接影响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进行概念化地思考。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明确指出“：……哲学的目的即在于用思维和概念去把握真理”［9］“思维的产物一般地就是思想；但是思想是形式的，思想更进一步加以规定就成为概念”［10］。因为文献资料的缺乏，黑格尔无法将中国哲学准确地转化成他所谓的哲学思维的形式，更无法准确把握中国哲学思想进一步规定成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