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黑格尔从辩证法角度编纂中国哲学，产生了对中国哲学评论的误读。贺麟先生在评论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时特别指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中特别阐述了辩证法的发展史。任何一个或一派的哲学家只要其中有丝毫辩证法的因素，都被黑格尔挖掘出来加以着重阐明。”

　　由此可见辩证法是黑格尔编撰哲学史的内在线索，这一线索也被恩格斯和列宁在评论黑格尔的哲学史论述中强调过。在文献资料缺乏的前提下黑格尔无法把握中国哲学辩证法发展的脉络，因此他在以辩证法为哲学史编撰基础的研究中，对中国哲学的安排与评论蕴含了诸多不妥之处，对中国哲学的评论有失偏颇。

　　黑格尔因客观条件的局限没有能对文献深入挖掘，以概念化的方式思考和认识中国哲学，也没有发现中国哲学主要思考的对象与西方哲学的大不相同，更没能深入考察中国哲学中隐藏的辩证法的内在线索，这应该都是他误读中国哲学，对中国哲学的评论有失偏颇的原因。这些原因既有客观因素，也有黑格尔个人的主观因素，但即便如此，我们不应因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论述有失偏颇而对他的哲学全盘否定，必须看到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思考方式仍然是我们借鉴思考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