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代水墨两难问题讨论的深入

　　1999年，艺术批评家杨小彦在《张羽的水墨立场与文化问题》一文中提出：“水墨的现代转换，关键在于解决两难的处境，既要保留作为中国身份的水墨的自我形象，又要把这种传统样式插入到当代社会中，寻求与当代社会协调的交接点。使其不至于成为现代文化中的‘他者’或‘缺席者’。”杨小彦的观点实质上还是在阐释当代水墨在处理传统与现代这一对立命题时的两难处境。一方面不得不现代，否则就会成为现代文化中的“他者”或“缺席者”;另一方面又不能跑得太远，还要保留作为中国身份的水墨的自我形象。而所谓的“作为中国身份的水墨的自我形象”实质上还是在说中国水墨艺术只能是作为一个画种的形象进行呈现的。因为国外也有用水墨在纸上进行表现的绘画方法，只不过是作为素描和速写之外的一种提高造型能力的辅助性练习，没有形成像油画、水彩画、版画那样的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绘画种类。

　　但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中国的水墨画是一个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绘画种类，杨小彦这里所强调的“中国身份的水墨”，其所指的就是区别于国外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水墨画。既然是具有中国身份特点的水墨，它也只能是画，它不可能是装置艺术或数码影像艺术，因为中国古代就没有装置艺术，也没有数码影像艺术，装置、观念、数码、行为这些艺术形式是外来艺术，不可能是具有中国身份特点艺术品种。所以，所谓的“中国身份特点的水墨”在这里指的就是水墨画。

　　所以，杨小彦还是从水墨作为一个画种的角度来讨论当代水墨的两难问题的。但如果只是在画种意义的层面上来讨论水墨的话，那么，这种当代水墨绘画(包括抽象型实验水墨画及都市题材的水墨画)的当代性就十分令人怀疑了。因为，第一，它回避不了传统笔墨及因笔墨而形成的审美趣味的拷问;第二，它对现代性和当代性的艺术表征也会变得十分可疑，面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其他形式，这种当代水墨绘画除了材质的特点还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地方呢?不论是写实、表现还是抽象，采用其他材质的绘画如油画、水彩画、版画都比这种当代水墨绘画做得更早、更好、更到位。那么，这种当代水墨绘画又还有什么可能性呢?正如艺术批评家易英在《新保守主义与水墨发展战略》一文中描述的那样：“以油画和雕塑为例，前卫主义标志着形式先决，从表现主义到抽象主义，直至放弃架上，走入观念(走到观念的尽头是否还向架上回归，是另一个问题)。这种策略对现代水墨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其他画种上出现过的实验几乎都在水墨画上演练了一遍，但其力度远不能和油画相比。”由此看来，这一时期的当代水墨画在对现代性和当代性的艺术表征方面，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其他形式相比，不论是在反映当下的社会生活，还是在反映当下的文化环境和时代特征方面，都还没有做出其他当代艺术形式做不到的，对艺术的推进提供出新的可能性和积极创见的独特的理解与表达。所以，20世纪90年代的这种画种层面上的当代水墨绘画实质上还是当代艺术圈的“他者”和“缺席者”，连“迟到者”都算不上。因此，如果只是将水墨作为一个从传统中走来的绘画样式，寄希望于它能插入到当代社会中，寻求与当代社会协调的交接点。那么，这种当代水墨绘画与其他当代艺术形式相比较，可以说并无独到之处。

　　现实的情况是它只能跟在当代艺术的后面跑，而当代艺术圈却并未将其视为同类。所以，20世纪90年代的这种当代水墨绘画其真正的尴尬之处就在于，在传统水墨艺术那里，它被视为异类;而在当代艺术这里，也不把它视为同类。实质上，这才是20世纪90年代这种画种意义上的当代水墨绘画真正的两难处境和尴尬之处。

　　同样是在1999年，艺术批评家殷双喜也对当代水墨的两难处境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面对世界，要坚持中国艺术的文化身份;面对中国社会，要使自己成为现代精神的艺术表征。”但是，就20世纪90年代末期当代水墨的整体情况来看，大部分艺术家还在做着抽象水墨画的实验。很多批评家曾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在画种层面上做着单一的抽象语言实验的水墨画是很难进入到当代艺术的范畴之中的。另外，中国当代艺术圈也不把这种抽象型水墨画视为知己，这种抽象型实验水墨画一直都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大门之外。而西方当代艺术圈也并未实质性地认可这种抽象型实验水墨画，例如，国际上公认的三大展事(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圣保罗双年展)，就没有出现过抽象型水墨画家的身影。所以，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抽象水墨画，连中国当代艺术圈的大门都没有进去，更别说进入国际当代艺术的格局中了。那么又怎么能够寄希望于它在当代国际艺术的格局中去确立民族艺术身份呢?又怎么能够凸显差异性与当代西方艺术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平等共存呢?西方当代艺术界连用猎奇的眼光都没有看过这种抽象型实验水墨画一眼，又哪里来的平等共存呢?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想真正进入到国际当代艺术的格局中，那么首先要问问自己做得怎么样?就即便是进行抽象型水墨画的实验，也要问问传统，超越了多少?问问西方抽象艺术，有何差别?为抽象艺术的推进提供了什么样的可能性和积极的创见?如果仅仅只是媒材上的可怜的差异，就不用再去虚幻地假设在国际当代艺术的格局中确立民族艺术的身份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