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的动荡不安又造成了个体对于生与死，存与亡的大面积反思。《与王朗书》中曹丕曾云：“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其《与吴质书》又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曹丕追念故人，催人泪下，生死之间，众生平等。

　　由此看出，建安时期生命意识普遍自觉而强烈，被转化为改变社会时代的无穷动力，救民于水火之中是他们普遍的共鸣。不论是《典论论文》里的“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还是《与王朗书》中的“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乃至《又与吴质书》中的“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意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也”都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体现。

　　一言以蔽之，曹丕在文学史上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上。他所撰写的《典论》阐述了文章的社会功用和对个体的现实价值，这树立了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标杆。这一中对文学自身价值思考的历史视野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也是当时文学趋向自觉的深刻表现。

　　参考文献：

　　[1]《三曹与魏晋文学研究》 吴怀东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年第一版

　　[2]《“二曹”辞赋观之再检讨》孔德明 昆明学院学报 2011，33(2)：100 ～103

　　[3]《再谈曹丕的“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罗宏梅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4]《曹丕、曹植的文学价值观之比较》 陈艳艳 广西师范学院 南宁 530001

　　[5]《殊途同归：曹丕与曹植文学价值合流论》谭本龙 毕节学院学报 2007年第3期总第2 5卷

　　[6]《曹丕“文章经国之大业”简论》杨民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