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在《庄子哲学》一书中认为庄子有着很强的命运感，并要求着安命，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在命运中主动把握自己生命的人。除了命运之外，还有人施展自己有限的知识和技巧的舞台。在这种施展中，生命中自由的一面得以展开。

　　陈绍燕在《庄子养生说发微》一文中认为庄子的养生说以宗道顺化为宗旨，以避祸存身为前提。“纯素之道，唯神是守”突出了养神的重要性。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节度食色述及了养形的基本方法。庄子形神相济、内外兼修的养生思想时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文史哲》1997年第4期王富仁在《庄子的生命观——庄子《养生主》的哲学阐释(上)》一文中认为庄子的《养生主》是直接建立在《齐物论》哲学框架之上的。庄子之“道”是以“个体”观“整体”，是作为个体的平民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他的“道”不只是一个“天地万物”的总名，而还是“天地万物”的本身。庄子之“道”是个体的平民知识分子依照特定的感受方式和思维路线主动建构起来的，是有其主体性的，也是有其主动性的。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养生主》所体现的庄子的生命观做了更加细致而深入的解读。

　　刘笑敢在《庄子哲学讨论中若干方法论问题》一文中认为庄子的世界产生于客观存在的“道”，依存于客观存在的“道”。在庄子看来，“道”是原始的、根本的、第一性的;世界万物是由“道”派生的、是从属的、第二性的。同时庄子不认为个人的感觉或意识是认识的唯一来源，而认为最高的知识是对客观的“道”的体认。因此，我认为庄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者，而不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庄子继承了老子以“道”为世界本原的基本思想，但老子哲学的基本着眼点是欲取先予、无为而无不为，还不想超脱现实，而庄子哲学的着眼点却是逍遥于无何有之乡，完全摆脱现实。追求超现实的精神自由，这是庄子哲学的突出特色，对这一特色的理解不同，是分析庄子哲学思想时产生分歧的又一个原因。

　　黄烨在《庄子的生存哲学》一文中认为庄子的道的理论内涵是指：道是物的本根和始源，道不是本根之物和始源之物，道在物而不是物。“道”既然是物的本根、始源具有创生性，他不仅生天生地，而且神鬼神帝，万物因它而变化，生命个体当也有它产生。“道”不仅是无生命的万物之本，也是生命之本，人的形体、精神以及整个生命都是由“道”产生的，也是由“道”赋予其存在根据的。人的整个生命，从形体到精神，归根到底都是“道”赋予的。庄子坚持从宇宙自然中去寻找生命的本源，排除了彼岸神秘力量在生命创生中的作用;坚持立足于宇宙自然的立场来看待人的生命价值，表现出了重生珍生的价值取向;坚持将生死纳入宇宙自然之中，对生命关怀具有乐生安死的现实品格和超然思想等等都体现了庄子人生哲学的理性色彩。

　　廖静梅在《庄子生命哲学研究》一文中认为庄子将玄之又玄的“道”化生为实在存有的“气”，把创始生命的“道”形象地展现于实体的“气”中。在混沌之中，产生了“气”，“气”的变化生成了形体，随于形体的转化而形成了生命。“气”聚则生，“气”散开则死。生和死融于宇宙的大化流行之中，遵循于“道”的自然交替和轮转之中，犹如四季的变化，昼夜的更迭，“死生一也”。同时，系统地阐释了庄子出世、达观的生命哲学思想的同时;又着力地从其惜生、顺世的哲学层面探究了庄子生命哲学中积极、入世的思想内蕴，较为系统地阐发了庄子生命哲学思想的整体内涵，建构出了庄子生命哲学的完整体系，客观地展现了庄子达观、超凡的生命智慧。

　　冯登山在《先秦诸子的生死观》中认为以庄子之学中国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它代表着当时的某种时代精神。当时，诸侯争霸，战争频繁，民不聊生。庄子继承老子之道而又“与时俱化”，认为人之死生乃“气之聚散” ,它“自本自根” 、 “方生方死”。庄子重生而不贪生，乐死而不轻生。庄子追求全真保性，顺物安命，提倡“心斋”、“坐忘”、“见独”、“逍遥”的思想，与儒家“未知生，焉知死”、“死生有命”等生死观颇有不同。庄子的生死观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可以说，它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它消解了死亡的悲剧意识，化死亡的忧惧感为精神的至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