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xx年爆出轰动全国的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尽管只是极端事件，但给医务人员群体产生了恶劣影响。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个别医务人员受拜金主义影响，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导致价值背向，引起患者的不满，从而恶化医患关系，产生了诸多不和谐的因素。这些不良现象加上医疗体制改革产生的诸多问题，在浮躁的社会大环境下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自此后，各地屡屡爆发医患纠纷，使得医患关系如履薄冰。

　　从医务人员角度来说，医学伦理教育面临着严峻的问题，加强医德建设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因素。因而，必须以优秀的医务人员为榜样，牢记患者利益至上的原则，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医务人员在医疗卫生服务活动过程中，要尊重关心患者，营造出文明和谐的就医环境，形成平等、相互理解的医患关系。吴孟超医生曾获得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曾说过，要有敬业精神，忠于职守、热爱本职工作，全心为病人解除痛苦。对工作精益求精，对患者极端负责。在全国的医务系统里，这样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很多很多，正是他们组成了医疗卫生服务的“主体”，成为每个医务工作人员的楷模。

　　强化医学伦理学教育，加强医德建设是避免医疗事故、医患纠纷的途径，也是医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希波克拉底誓言指出：“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 医务人员的工作很艰辛和复杂，他们身上时刻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更有甚者还会受到来自患者及其家属的责难与不理解，这个时候，更应该反思自身的不足，不断提升自己的医术与医德。要知道当与死神的拔河终于获得胜利时，当痛苦的表情被感激的微笑所替代时，医生的能力便得到了肯定，生命的价值便得到了体现，灵魂便得到了升华。

　　当然，好的医患关系还涉及医学伦理学许多基本问题，应当在学习医学伦理学内涵中具体应用。此外，还有一些先进的医疗技术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难题。

　　2 医疗技术应用对医学伦理学带来新的挑战

　　先进医疗技术给患者带来利益，但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比如人工受精，体外受精，代理母亲等生殖技术给人类提供了非自然的生殖方式，让许多患者圆了生儿育女的梦想。但同时，这种先进的生殖技术又是一把双刃剑，引起一系列伦理学和法律问题。比如供体精子人工授精育成的孩子具有什么法律地位；对人类胚胎的研究应否控制；是否应该禁止在产前进行性别选择。避孕、人工流产和绝育等也是使恋爱、性交与生殖生育分离的技术，因此遭到宗教或非宗教权威的反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往往要求在政策和法律上作出相应的决定。另一方面，对智力严重低下者以及严重的精神病人是否应该实行强制绝育，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另外，医务人员是否可以使不可逆昏迷的脑死亡病人和持续性植物状态的人继续维持其生物学生命，以及产前诊断、遗传学筛选、基因治疗、基因工程、安乐死等所涉及的相关问题也属于医学伦理学的范畴。这些临床决策离不开医学伦理学的正确指导，医生利用医学知识和技术对病人进行诊治，就必须遵守相关的医学伦理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医生所作出的诊断是正确的，采取的医疗措施是最符合病人利益的。同时，新的技术与方法引入到临床实践中，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伦理难题。因此，医学要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社会效应和伦理道德问题，医学科技的发展必须以通过医学伦理的`论证与允许为前提。

　　3 公众或患者对医学伦理学知识的学习显得迫切而必要

　　先进医疗技术治愈了很多疾病，也给患者带来健康和利益。但很多时候，患者由于医学知识的缺失，往往不能从专业的角度来正视病情，缺乏对医疗行为风险性、不可预测性以及个体差异性的正确理解，对健康和治疗效果的期望过高，一旦未达到患者的预期效果或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便常常引发医患矛盾。若患者能科普医学伦理学的相关知识，用于分析和处理自己面临的医患矛盾，将会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此外，公众对先进医疗技术的片面认识，可能会导致在一些情况下把先进医疗技术作为一种谋求利益的手段。比如作为公众事件的邓文迪女士成功利用其夫默克多先生的冷冻精子成功使自己受孕，想以此改变涉及其子女的财产分配。又比如一些未婚女性做dai孕的妈妈，尽管其初衷是帮助因身体原因没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但其后涉及到的利益和孩子纠纷往往伤害着所有当事人。这些在先进医疗技术运用下暴露的新问题，主要是医学道德现象，得通过公众对医学伦理学知识的正确理解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