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影响着职业教育制度的形态，不同的文化形成不同的制度形态，如德国的“双元制”、美国的“合作教育”、英国的“现代学徒制”、澳大利亚的“新学徒制”等等，这些职业教育制度形态各具特色，而且有其植根的文化土壤。这些在其发源地国家成效显著的独具特色的职业教育制度，如果离开其产生的文化基础，则成效甚微。如我国先后学习借鉴过日本、美国、苏联、德国的职业教育制度，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根基，导致移植过来的制度成效不佳。在全球交流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制度的学习很容易，只要借鉴其制度文本，按照本国的情况适当变化即可。但是在产生国成效非常显著的制度，移植到了借鉴的国家后，却很难产生出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就在于借鉴国缺乏制度生成的文化，缺乏制度根植的文化土壤，同样也缺乏制度实施所需要的文化氛围。

　　三、文化影响职业教育制度的效度

　　一项制度制定后，能发挥多大作用，跟该项制度与文化的适应程度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非常重视职业教育，连续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不断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不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并采取多项措施，如职业教育资助政策、职教法修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骨干教师培训计划等，以大力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在国家努力下，我国的职业教育确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如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基本与普通教育平分秋色）、办学条件逐步改善、教学质量日益提高等，但是这些成效与预期的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职业教育的地位还有待提高，对人民大众的吸引力还不强，选择职业教育不是人民大众的自主、自愿行为等。同为职业教育，为什么在德国等国家比较受欢迎，而在我国却遭受歧视？除了职业教育制度的激励与引导不够、职业教育的地位不高等原因外，关键在于文化传统的制约与影响。几千年来，儒家文化在我国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其“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官本位”等文化思想根深蒂固，已经牢牢扎根于人们的脑海中，成为我国人民的一种潜意识。国内很多相关的实证研究都表明，职业学校学生尤其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基本上都是被动选择职业学校的，多是因为学业成绩不良被拒于普通高中之外或是想通过中等职业学校的对口升学而曲线上大学的无奈选择，只有22.8%的学生是因为自己适合职业教育而选择职业学校的[7]。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人民普遍认为职业教育是“二流”教育，是“次等”教育。这种鄙薄职业教育、看不起职业教育的思想不仅仅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潜意识，而且也是职业教育领导阶层尤其是职业教育制度制定主体的潜意识。由此才会出现普通教育的资源配置普遍高于同阶层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状况、高等职业教育的“三改一补”等对职业教育发展不利的制度和措施。

　　职业教育制度的效度除了受职业教育制度自身的品质和科学性影响之外，还取决于执行者的执行力度。由于职业教育制度大多是在未被社会大众认可的情况下制定的，导致制度的执行效度不高。再加上制度执行主体的价值错位，必然导致制度失真，使我国的职业教育制度出现了失真和扭曲。职业教育制度执行主体的价值错位使职业教育制度的实施出现了表面化、仪式化、程序化的问题，执行时简单应付，导致部分职业教育制度成了文本的颁布，成为一种摆设。职业教育制度的执行效度不高既造成了教育制度资源的浪费，也阻断了教育制度与教育现实进行对话的渠道，使之丧失了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纠偏的机会。笔者认为，职业教育制度执行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持续与实践进行对话、相互发现与批判并最终取得彼此适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化解冲突与不适，不断提高职业教育制度的品质，增强职业教育制度对现实的理解深度和干预力度，从而使教育制度在生动的执行中变得有效。但是，我国职业教育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某些扭曲，使职业教育制度的自我反思能力困乏，影响了职业教育制度的效度[9]。

　　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具有超越一切的强大精神力量。文化能够以其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塑造力、穿透力、牵引力、辐射力，引领中华民族实现新的跨越。因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主题，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本质、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以文化引领社会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10]。因此，在国家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背景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xx—20xx年）》实施的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加强文化传承、文化转型、文化创新，为职业教育制度的科学制定与高效实施提供丰厚的文化土壤，为职业教育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为我国职业教育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观念和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