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医学伦理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的研究 整体上视野受限、思维不够开阔。造成这种状况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延续了沉淀在中国 医学伦理学界多年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结果，以 及生命伦理学最初介绍引进时所形成的零散乃至碎片 化对待生命伦理学方式的惯性，导致中国医学伦理学 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比较雄厚的研究基础和本土化特 征。甚至可以说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并没有能够形成一 种对这个学科比较准确和全面的把握与定位。这与中 国学界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主体构成有直接的关系。 笔者认为，中国医学伦理学界有两种学术力量，一是没 有受到过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传统影响的哲学、伦理 学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对这个领域的关 注，这些学者大多从事哲学、伦理学或者史学研究，他 们是因为自身的研究涉及生命伦理学或者研究兴趣偶 然转向这个领域，表现出对某些生命伦理问题的关注 和研究。这个群体分散于中国的综合性大学或者研究 机构，绝大多数人并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医学和生命伦 理领域的研究上。他们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形而上学的 层面,对生命伦理具体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注重理论论 述和抽象地把握，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对医学、生命科 学没有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也不具备与实践对象直接 接触的条件和能力。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完善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哲学和思想层面的研究具有观念 的、精神的和理论的价值。再就是一批从中国医学伦 理学多年的学术共同体走来的学者们，很多人的医学、 生命科学背景以及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形成的思维局 限和惯性,使得他们极少关注生命伦理学这个概念之 外的任何背景知识和学术信息，他们拘泥于对生命伦 理学中具体问题的关注，不能将这些具体问题置于一 个广阔的社会、人文和哲学背景中去思考和分析，他们 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他们所掌握的生命伦理学构成的主 体要素和概念上。

　　其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只是作为学科而 没有跃升至文化层面加以认识和研究。 因此也就不能 确立其在中国应有的文化意义上的地位。所以中国生命伦理学在把外来生命伦理文化与该领域的中国化或 者本土化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并没有取得显著的进 展和成就。中国医学伦理学多年来并没有被作为一种 文化现象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学界对知识性和学 理性的强调，弱化了对它的文化意义的认识和地位，这 也是该领域研究视野受到局限的重要原因之一。 生命 伦理学的文化特征决定了这个学科本土化研究是学科 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个领域只有作为中国社会伦理文 化的构成才能完成学科的真正构建和从学科到社会作 用的真正发挥。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界并不是没有 完全意识到，但是这个领域自身的成熟程度和影响力 尚不足以以一种能够影响社会和科学的力量被社会和 科学技术领域认可，也没有足够能力在应有的文化层 面拥有话语权,也没有与相关文化领域开展对话的能 力，导致社会整体文化对其认同上还有距离。

　　再次,受到上述两个方面即思维方式缺陷和文化 层面研究缺失的直接影响，中国医学伦理学所形成的 带有较大惯性的“学术范式”对这个领域的学术发展 和学科教育等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讨论

　　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并 不是否定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学术成就；而是学界要清 楚地认识到学科发展还存在的诸多方面的问题，以便 确立起未来努力的方向。笔者认为，中国医学伦理学 是一个走近而没有走进医学的学术状态，至少应该认 为还没有完全走进医学。 应该说走进医学是医学伦理 学的目的，但是走不进医学,不能把责任推给医学本身 的不接纳，还是要从医学伦理学自身几种对话能力不 足寻求原因。从学科或者从领域整体上说，中国医学 伦理学在学科建设上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种对话能力上 的不足。一是缺少能够与哲学、伦理学进行直接对话 的能力。医学伦理学毕竟在出身上具有无法摆脱的哲 学、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血统，医学和整个生命科学领 域中的问题无论多么具体而微，只要具有道德诉求和 纳入医学伦理学视野，哲学就一定会通过与之相连的 胳带向它输送养分和提供‘‘生命”的支持。中国医学 伦理学在自身不能构建起完整的形而上学承诺的情况 下,就必须学会与哲学和伦理学对话。与哲学的对话 本质上是文化意义上的对话。二是欠缺流畅地与医学 直接对话的能力。中国的医学伦理学必须承认自己是 应用伦理学的构成部分。而应用伦理学只有把“应 用”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将自身的人文特性通过解决 实际问题体现出来，这个学科才有精神见之于现实的 实在价值。医学伦理学必须直面现实的医学和生命道 德问题并试图对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决策和行动产生影 响，所以医学伦理学的这一实践追求使其在社会生活 中所发挥的作用，又与传统的伦理学相比不可同日而 语，已日益成为人们进行医学生活抉择的理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