绢本,重设色,纵 28.7 厘米,横 335.5 厘米,藏故宫博物院
顾闳中,江南人,五代时期南唐画院待诏。他绘制的《韩熙载夜宴图》,构图严谨精妙,人物造型秀逸生动,线条遒劲流畅,色彩明丽典雅,在技巧和风格上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五代人物画的风貌。
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动荡、分裂的年代,而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对意境的追求和对情趣的探索,使山水画与花鸟画得到新的发展,预示着绘画将由叙事状物转向抒情达意的更高层面。五代人物画也更为精进,融汇了秦汉的纯朴豪放,魏晋的隽永含蓄,逐渐将大唐的恢宏绚丽淡化疏朗简雅的风尚。然而人物画并未能摆脱“宣教化、助人伦”的世俗功能,要求生动地再现现实的事件和人物,在客观上直接促进了写实技巧的发展。从古代人物画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一些历史事件,还可以通过那些或禾农丽丰腴、或柔淑温婉的生动形象了解那个时代的面貌和人们的精神境界。
据《宣和画谱》记载,《韩熙载夜宴图》是顾闳中奉南唐后主李煜之命,夜至韩熙载的宅第窥视其夜宴的情景而作的。画中的主要人物南唐中书舍人韩熙载,出身北方豪族,避难来到南唐,李后主欲命其为宰相,而韩熙载见国事日非,不愿担当此任,遂终日纵情声色,与宾客作长夜之饮,画中的其他人物也大多真有其人,如状元郎粲、和尚德明等,都是韩常的常客。画卷里,韩熙载虽放浪形骸,但始终双眉紧锁,难掩忧心忡忡。桌案都比较低矮,正是由席地而坐到垂足高坐的过渡时期,琵琶箫鼓、秀墩床榻,室内的陈设器物无不体现了时代的特点。现实主义的题材要求画家深入地观察生活,捕捉生活细节,目识心记,悉心体会,然后艺术地再现,把自然形态上升为艺术形态。
《夜宴图》采用了我国传统表现连续故事的手法,随着情节的进展而分段,以屏风为间隔,主要人物韩熙载在每段中出现。通过听乐、观舞、歇息、清吹、散宴等情节,叙事诗般描述了夜宴的全部情景。画家在构图上作了精心安排,每段一个情节、一个地点、一个人物组合,每段相对独立,而又统一在一个严密的整体布局当中,繁简相约,虚实相生,富有节奏感,图中三个屏风绝不雷同的处理方法体现了画家巧妙的构思。人物的趋向动势变化丰富,疏密向背有致,神态动静相宜,全图之势蓄于画卷之内,紧密而富有张力。第三段景物中安置了一枝烛台,红烛高照,点明了《夜宴图》特定的时间,而并不精心描绘夜色,这种中国传统式的意象表现手法与方式共同构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画家对人物的刻画尤为深入,以形写神,显示出高超的艺术水平。五代人物画中肖像画的技巧前所未有地发展,顾闳中就是一位著名的肖像画家。古代称肖像画为“写真”,“真”就是指对象内在的精神本质,即“神”,具备了高超的写真技巧,对创作人物画来说自然是得心应手。通过对不同对象的形体姿态、目光手势的相应描绘,画中人物有的弹奏舞蹈,有的按拍欣赏,情态生动。而对主人公刻意描绘,曲尽神形。韩熙载形体高大轩昂,长髯,戴高巾,从倚栏倾听,到挥锤击鼓,直到曲终人散,各个不同的场合始终眉峰双锁,若有所思,沉郁寡欢,与夜宴歌舞戏乐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了韩熙载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了人物特殊的个性,十分传神,由此深化了《夜宴图》的内涵。
无论是设色还是用笔,《夜宴图》的表现技法堪称精湛娴熟。古人善用矿物质颜料作画,历经岁月的磨砺依然璀璨夺目。《夜宴图》多处采用了绯红、朱砂、石青、石绿等色,对比强烈,而整个画卷统一在墨色丰富的层次变化中,色墨相映,神采动人。古人作画,专尚用笔,在准确地把握了对象的形体特征以后,用笔除了勾画出对象的'外在轮廓之外,同时具有表达对象本质的要求,线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元素,在东方绘画中具有独特的审美意味。用笔的变化概括起来说是“轻重疾徐,偏正曲直”八个字,实践起来却是千变万化,全凭画家妙悟,自然灵变。《夜宴图》用笔挺拔劲秀,线条流转自如,铁线描与游丝描结合的圆笔长线中,时见方笔顿挫,颇有韵味。人物衣纹组合丰富有变化,须发的勾画“毛根出肉,力健有余”,画尽意在,塑造了富有生命活力的艺术形象。
附1:韩熙载(902-970),字叔言,五代十国南唐官吏,青州人。后唐同光进士。因父被李嗣源所杀而奔吴。南唐李昇时,任秘书郎,辅太子于东宫。李璟即位,迁吏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兼太常博士,拜中书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