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吏”、“三别”看杜诗的人民性 开题报告
一、论文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杜甫的诗作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现实状况，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在表达浓烈的爱国情怀的同时，也充斥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崇高的忧民情怀，故被誉为“诗史”。“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是其众多现实主义诗作中最具有人民性的代表作。诗作中的人民，不论是——《新安吏》中因“县小更无吏”而被选去守王城的短小中男、《石壕吏》中为脱其夫而“请从吏夜归”的“室中更无人”的老妪、《新婚别》中“暮婚晨告别”的征夫、《垂老别》中因“子孙阵亡尽”而垂老从戎的老夫、《无家别》中亲亡不见、只身莫依的暂归征人——这些直接奔赴战场的特殊群体，还是送男之母、新婚之妇、逾墙之夫、卧路之啼妇、四邻之寡妻的大众群体，无一不承受着战乱的后果。
研究这一组诗，不仅可以体会到诗人怜悯人民、同情人民的心理状态，也可以体会诗人忧国忠君的思想内涵。这种看似矛盾的心理活动带给诗人无限的“忧”情，反映到诗作中，便是极其鲜明的人民性。通过对“三吏”、“三别”这一组诗中人民性的剖析，不仅有助于了解唐王朝形势之紧迫与人民之哀怨，更能体会到诗人虽慰犹刺的思想本质，进一步把握其诗作对诗歌领域的重大意义以及拥有崇高地位的原因。
二、国内外关于该论题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对杜甫“三吏”、“三别”组诗的研究，自上世纪以来数量之多，内容之丰。
1.二十世纪后期
上世纪的第一篇关于“三吏”、“三别”的探讨是傅庚生先生的《“三吏”“三别”散译》（《人文杂志》1957年05期）。此文从翻译这一组诗究竟用散文还是韵文这一角度进行分析，着重探讨的是这一组诗的散文翻译问题。
1979年，杨廷治《略论<三吏>、<三别>的思想意义》（《开封师院学报》1979年04期）一文论述了“三吏”、“三别”的思想意义，提出“人民支持平叛的愿望和行动”；徐西亚发表了《试探<三吏>、<三别>的现实主义精神》（《宝鸡师院学报》1979年01期）一文，此文主要从典型环境中广大人民和李唐王朝与安史之乱的矛盾、广大人民与李唐揭示出来王朝的矛盾这一角度来分析诗歌的现实主义，探讨了其现实主义精神；
1981年，蒋和森发表了《论“三吏”、“三别”》（《文学遗产》1981年第二期），文中谈到了诗歌的创作背景、诗体特色、艺术手法、继承创新的运用以及影响等方面，探讨了这一组诗的思想和艺术，使人了解杜诗的创作特色及其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属于综合性研究。
1984年，简启梅的《天地终无情，何以为蒸黎——兼评“三吏”“三别”中的女性形象》（《龙岩师专学报》1984年第二期）一文从“爱民”“爱国”“忠君”三个方面对这一组诗进行了分析，同时着重以《石壕吏》中的老妪形象为例，对这组诗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分析，从而对历来这一组诗的主题和思想特征做了总结。
1994年，谢思炜《杜诗叙事艺术探微》一文中以三别和《石壕吏》等杜甫诗歌探究了杜甫诗歌的叙事艺术，认为“三吏”、“三别”是叙事和记事的拼合：“尽管‘三吏’、‘三别’在内容上已超越了民间叙事诗，但在形式上仍受制于民间叙事诗传统”。
1995年，经美英《“三吏”、“三别”的继承与创新》（《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04期）一文主要对杜甫的艺术造诣和表现手法进行了简要探讨，言明了“三吏”、“三别”这一组诗的继承点与创新之处。
1999年，曹千里《从<三吏>、<三别>看杜甫诗歌的人民性》（《金陵职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02期）一文以杜甫诗歌的人民性为着手点，把杜诗人民性归结为三个特征：同情人民、热爱祖国、憎恨黑暗现实。
2.二十一世纪
2001年，王江在《试论杜甫的“三吏”、“三别”》（《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02期）一文中，从创作思想、表现手法与文学渊源以及六首诗的主题与表现形式的不同点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论述；同年，沈荣森在《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04期）发表《从“三吏三别”看杜甫忠君观念》，从六首诗的思想内容与杜甫的人生经历等角度分析探讨了其忠君与“非君”观念，得出诗人一系列的“非君”观念实则仍是其忠君观念的体现；于华东在《叙战乱之苦 下千秋之泪——杜甫“三吏”、“三别”的精神特色和艺术魅力》（《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1年第03期》）一文中则着重对这一组诗的精神特色与艺术魅力进行了探讨，指出这一组诗显示出杜甫丰富多样的艺术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