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内容传递上的限制

　　受教育者无法再学习内容上做出自由的选择，同样地，他们在接受教育内容的过程中也无法享有自由。某一教育内容的传递很可能是以阻止与它相悖的知识内容为条件的，也有可能对此内容的解释和评论是按照某种特别的目的进行的。就拿奴隶制来讲，这一制度过去在欧洲人和美洲土著居民之间，南北美洲之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三)教育成果评价上的限制

　　如果某些人侥幸地学习了他想学习的内容，也接受了一种符合他思维想法的解释和评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受教育生涯是自由的，他们还面临着如何被社会接受认可的考验。中国的科举制作为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在教育的出口处严格把关，只有那些把儒家经典熟记在心并擅长写八股文的读书人才有可能在科举考试中被统治阶级看中。科举制度把受教育者的思想、行为、言语都钉在当权者涉及好的.相框里了，所以当时的中举者几乎都是一个模样的。现在的高考制虽然没有科举制那么明显，但是其实它也像一个指挥棒对教育的各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才选拔制度成了受教育者选择学习内容和方式的标准，符合标准内容的就学，符合标准方式的就练。考试不再是检验教育成果的一个方式，而是教育的领路人。受教育者清楚地知道只有把自己塑造成符合人才选拔标准的人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所以当他们不管在前期学习时多么自由，在考试制度面前又都规矩起来，学习变得标准化，于是一切都回到了起点。

　　三、高等教育的自由丧失

　　为了说明上述情况，笔者试着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人们高等教育丧失自由的现状。

　　“在书包里翻身”是一句朴实的励志语，人们模糊地感受到只有上层的人们才享有教育带给他们的自由，因此他们告诫自己的晚辈要通过高等教育来改变命运。但大学生的梦想被时代的脚步践踏得支离破碎，学习自由最终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如果不去考虑高等教育的其他形式，大多数人都会在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之间做出选择。照理说选择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应该是学生和家长的权利。但是社会上“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左右了人们的选择。在他们看来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对立常常表现在企业组织中“蓝领”和“白领”等级之间。换句话说，前者培养的人只是一般的打工者，而后者才是权力的继承者。所以有能力的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普通高等教育机构，而只有那些被学校招生标准遗弃的学生才会进入职业教育，学生丧失了选择教育内容的自由。

　　在进入大学校园以后，当权者巧妙地利用文化屏障阻碍着下层阶级来的知识分子进入高层社会。所谓文化屏障是指不同文化身份、地位的群体，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资本、文化品味、文化消费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人们在这种同质文化群体中，通过交往和行动，逐渐形成的一种共同的阶层文化保护和排斥意识，它使得其他阶层的人不能进入这个阶层，也使得自己阶层的人的利益不受侵犯。

　　社会用人的标准更是无法保证学生抱以自由学习的心态。各类证书成了进入用人单位的敲门砖，受教育者纷纷在大学期间考取各类证书以保证自己不被淘汰。另外，社会权利的黑箱操作也使众多无辜的受教育者失去了自由竞争的机会。难怪玛丽·杜里会认为“就业现象的背后，起作用的正是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传递社会身份的现象”。

　　现代社会下，对很多人来说高等教育让他们背负了太多枷锁，但是当权者宣称这些枷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时，人们也就甘愿继续背负了，殊不知他们背负的远不止这些，因为更多的枷锁的是无形的。

　　四、追求自由的努力

　　在很多学者看来，“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前提条件”，而教育是发现并传播真理的最有效方式，因此自由也是教育的必然要求。

　　很多学者高度肯定自由的重要性，他们不信任学校，特别是官办学校。莫尔斯沃思认为“官办教育按照政治计划进行教学并制造思想统一”，这是各项自由事业发展的障碍。而施蒂纳则认为任何形式的教育都有限制思想自由的威胁。因此他们包括后来的学者都开始倡导一种新式教育——“自由学校”，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减少教育对受教育者自由的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