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学者乔晓春于1992年指出："瑞典在过去200多年中活产婴儿性别比出现了升高趋势，1751～1760年的平均值104.4增加到1971～1980年的平均值106.0.这一上升的过程是比较缓慢的，瑞典出生性别比的增长是与死产婴儿性别比的下降同时出现的"。虽然瑞典出生性别比升高1.6个百分点，但仍置于102～107的值域内，可以认为是相当稳定的。

在瑞典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长期保持了出生性别比的稳定，主要是这些国家在生育上受性别偏好的影响较弱。因此，夫妇决定是否再生育，相对其曾生子女的孩次出生性别次序来说，其构成比分布特别是其中主要影响总体出生性别比的只生有女孩或只生有男孩的构成比分布基本上平衡或差异很小。虽然妇女生育水平下降，但妇女按其曾生子女出生顺序与性别次序划分的构成比分布并未发生明显差异，因而其出生性别比基本稳定不变。

日本自1872年开始分性别统计出生婴儿以来出生性别比一直相对稳定，波动相对较小，平均出生性别比为105.7.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生产力虽然遭受惨重的破坏，农村人口约占70%，但恢复发展却很快。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通过大力支持民间团体从事家庭计划活动，以此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其人口出生率从1947年的34.3‰。急剧下降到1957年的17.2‰，在短短十年间出生率缩减了一半。战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从人口控制中受益，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政府于60年代中期在部分城市搞计划生育试点，70年代初在全国城乡普遍推选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使人口出生率从1969年34.1‰急剧下降到期979年的17.80‰，短短十年也近乎下降了一半。

战后，中国与日本分别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各自的出生率减半的速度，都堪称奇迹。如果从粗略反映历年妇女平均终身可能生育子女数的指标即总和生育率来看，两国的下降速度在10年间都是过半。伴随着生育率奇迹般地下降，中、日两国此间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均无异常现象发生。

从80年代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就突破了传统的正常值域上限107.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公布的1981年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08.47，此后呈继续上升态势。1990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公布的1989年出生性别比已高达111.92.

同期的总和生育率，除反映1979年"晚、稀、少"计划生育效果的1980年总生育率（2.3）较少1979年（2.7）呈继续大幅度下降外，1981～1987年的历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2.63、2.86、2.42、2.35、2.20、2.40和2.58，1988～1990年的历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22.52、2.35和2.31，基本上呈两年回升、三年下降的周期性变动，且升降波动幅度呈衰减状态。若从总体看，此间总和生育率的回升与下降大致相抵，生育水平基本没有明显的下降。由此可见，中国近期的出生性别比失调与上升态势，绝非是伴随着妇女下降生育水平的急剧下降而发生的。

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在60年代初为6左右，在历经20余年之后于1982年降至2.7，此间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同样也未出现失调的异常现象。然而，在总和生育率从1982年的2.7降至于1988年的1.6期间，韩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则从1982年的106.9急剧攀升到1988年的113.6.???

中国大城市的绝大多数市区，在生育率急剧下降、生育水平已为世界最低之列的情况下，总体出生性别比却一直未发现异常现象。其根本原因并非是胎儿性别鉴定的量少，而是胎儿性别鉴定后，极少有人会以流产女胎为代价来实现生男孩的目的。这些大城市市区的今天就是其他城市、镇、农村的明天。

如果中国近期总体出生性别比与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升高是生育率下降的必然产物，无论是从中国70年代生育率急剧下降而出生性别比相对稳定来看，还是从西方国家伴随着生育率缓慢下降而总体出生性别比相对稳定，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着升高而下降来看，都将无法解释。西方国家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下降，与中国80年代至今的分孩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上升（暂且不谈升高幅度是否合理），反映出的恰恰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夫妇根据已生子女的性别构成来考虑是否再育的程度，必然影响家庭规模。在低生育水平条件下，如果大多数家庭只有在达到子女性别构成满意时方停止再生育，性别偏好就将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障碍之一。总体出生性别比升高与生育率下降速度快慢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性别偏好影响生育行为在一定条件下与终止生育或再生育有着一定的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