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原理的许多现成的成果都已分布在控制论理论体系中，尤其是管理控制论和控制论的哲学基础之中。管理的科学依据也决非像现在管理理论（被称为管理学）所罗列的是什么计划、决策、组织、领导、激励、沟通……等等内容，而应当由以下主要三个部分来组成：①系统分析（系统分类、系统组织原则、系统变量和系统动力）或称系统的正当性、系统的客观性；②系统的反馈模型；③系统的决策方式。

一切自然的系统和人工的系统，都能被我们从中找出以上三种存在机理，也能从对它们的抽象化分析过程中研究出这个系统的成因、运作和消亡的依据。

面对任何一种组织形式无论是股份公司，还是中国兴起于一时的乡镇企业，以及任意一种产业或组织，我们都能从中提炼出以上三种上升为哲学理念的存在机理，也都能从分析过程中研究出它们的缺陷，并能结合调查它们的外部环境研究出它们今后的命运。

这些是客观的属于规律性的东西，在它们被研究过程中抽掉了其现实的文化属性，研究者也处身那个被研究的系统之外。

但是这些领域内大量应用着复杂的抽象哲学思维逻辑和数学模型，许多难题还有赖于现代电脑技术的辅助。把这些原理性的东西用通俗语言演示清楚就不是我们这些从社会科学领域中出来的原来只打算学习管理（方法）的受训练者所能胜任的了，因为我们的知识严重不足。这部分内容只有委托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专门家去完成，由他们把控制论体系的有关内容进行整合，或者再补充进怎样的内容，只能以他们的意见为主了。或许他们也要改变一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这一点我们倒可以发表一些建设性的看法。

管理如果成为一种科学，只有面对包括管理者在内的那个行为系统对它的客观性反复质疑，并见那个行为系统是客观的，或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当成客观的系统来对待时，才能研究出管理行为的一定之规，才是一门科学。如果那个系统的客观性经不住质疑，或者它存在的条件极苛刻，外部条件一变，它马上就消亡了，那么你把它当成一种科学来对待是不经济的。里昂惕夫投入产出理论的创立和研究过程是受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绝对国有化的计划经济体系启发和要求而产生的。当投入产出表将矩阵模型适用其中时，全世界都惊呆了，那些极力攻击计划经济的“反动”的理论家们在这一事实面前处境十分狼狈，他们只好向后撤退，从原来由哈耶克自由主义者们的理性分析与批判的前沿后撤到人道与非人道的道德判断，企图从伦理角度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也就是说，计划经济理论可以成为科学的理论，它的对象是客观的，依照人们公认的原理，凡是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表达的东西就是客观的。但是这时无论争论的任何一方心里都没有了底数。于是才有了联合国将两种核算方式（MPS——物质生产体系和SNA——国民账户体系）都予以承认的局面。也就是说，大社会计划经济理论不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它是客观的，可以建模的，可以进入数学王国。但是它所要求于人们的条件极苛刻，在当时（也包括现时）条件下，人们不可能以科学的态度来建立和控制（管理）它。这门大学问我们现在还研究不起，只有待以后条件成熟时再把这一伟大试验重新提到日程上来。

任何一个系统都有其客观存在的依据，那个依据的被揭示和被批判，就是对一个自然系统的科学研究。而当人们要建立一个意义完整的新系统时（当然建立的系统都很小，很简单，如一个企业、一条流水线、一套软件系统等），都应当预先展示其客观性（即科学性），客观性存在，才有可能建立关于它的理论和现实中的这个系统工程。没有这个科学研究的前期铺垫，或只凭不十分严谨的想象，系统就是建立，也会造成系统的被异化或迅速消亡。我们管理不好计划经济这个硕大的系统工程，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还远不具备建立和管理这个伟大工程的科学理论和相应的物质基础。

虽然管理原理被人们认识和总结出来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在历史上，当人们并未有现今社会那么多“禁忌①”的时候，有序或无序的斗争，或者市场化非市场化的竞争，会使得不同的组织系统在碰撞中分出优劣，从而不断选择出来在当时条件下最贴近（或说符合）管理原理的那个系统来。氏族组织之间的斗争，民族间的冲突，国家之间的战争，企业间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检验和取舍人们的科学管理的理念，违反管理原理的人群组织在这些碰撞中失败，不容你温情脉脉地永远沉溺于旧时的组织氛围里，传统如果不随社会的变迁而时时变革，推出新的管理模式，重组出新的组织系统，不管它多有文化性和有多大的艺术魅力，都将成为历史长河中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