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而我们从“史料，架”和“结构”三个方而的探讨中，可以看到呈现出的(中国)艺术史的基本形状，同时艺术史的形状与艺术学理论的内在学理显示它的一致性。
结语
艺术史建立的基础是艺术学理论，它必须与艺术学理论在学理上构成一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它基于艺术学理论的艺术史的原因，它既不是“门类”的艺术史，也不是“拼盘史”的艺术史。艺术学理论是一门宏观的、综合的和整体的研究艺术规律和艺术原理的一级学科，它是上位艺术概念的艺术学理论。所谓上位艺术概念就是包含了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电视、设计、曲艺等处于下位概念的各艺术门类。基于艺术学理论的艺术史也是一个上位艺术概念的艺术史，它包含了下位概念的各艺术门类的史料，经过“汇通”或“打通”这些史料，重新整合为复数史料，并按照我们所探讨的框架和结构来描述这些史料之间的关联，并寻求其联系和共同规律。
作为宏观的、综合的、整体的艺术史，它的史学材料是整合复数的。它的框架和结构是我们探讨了两个史学路径模式:一个路径模式是按照类型提出，一个是按照演变逻辑提出。这两个史学路径模式，是否是较为理想和较为有效的模式，也可以再做深入研究和探讨。当然，我们也可以将两个路径模式综合为一个模式，至于是否更为有效也可以再做探讨和研究。总之，艺术学升为13大学科类别，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的创立，给艺术史学提出了新的创建机遇和要求，对艺术史的建立与研究，以及创立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模式，也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史学任务和艺术学理论的长期课题。
艺术史与艺术理论向来关系复杂，本文从历史层面分析两次艺术史“遭受”的“理论入侵”，最终提出问题：艺术史研究的主旨是艺术还是历史?应怎样协调其间的政治实用主义和审美理性主义?
从历史发展来看，艺术史及其理论一直关系混乱且始终有争议。从近期这一层面的发展趋势而言，艺术史及其理论二者彼此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造成了颇令人挠头的问题：二者的关系应如何定位——或者进一步将其具体化为艺术理论以何种形式贡献艺术史?
一、高等教育中“艺术史论汇通”
艺术史作为学科建制，其独立于19世纪前期，成熟于同一世纪后期。至今，高等教育体制内的艺术史已经成为颇为成熟、稳定、基本的历史学科。西方的很多高校都有“艺术史系”，其和其他学科互动关系很明显，专业性艺术院校则稍逊于综合性大学。而这一情况在中国则正好相反，艺术史至今从未“立户”，而艺术学理论却反之，即艺术史被定位为艺术学理论的分支。
在国外，很多艺术史学科都在对艺术理论加以“召唤”，即使是电影、媒体、设计之类专门性、实践性学科也不例外——如美国帕森斯设计学院便有提供多元训练、广泛课程的“艺术与设计史论学院”，以培养未来设计界、艺术界人才。就这一理念不难看出，若缺乏应有的理论介入和训练而仅有知识是不可能达到上述“境界”的。
而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中艺术学的“正名”，艺术史论之间的“融通”趋势也显得更明显。从中国这一领域的现状而言，不仅艺术内部有艺术理论研究者，其他领域的学者中同样不乏其人。就学科建制层面来说，设立“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提供了坚实基础给艺术学研究的发展。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层面来说，一方面艺术理论上升至“艺术学科核心”，可以提供理论思维训练给各种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其教学和研究又能对艺术能力、创作实践起到提升作用。尤其是融合两方面修养的做法，给艺术创新提供了丰厚资源和坚实基础。
二、艺术史的两次理论“入侵”
19世纪后期堪称艺术史“关键期”，该领域人才辈出，其一个突出的共性特征就在于讲究哲学基础和理论建构——也就是其中人物既是史家，又是理论家——这也就是艺术理论首次“入侵”。其主要特征包括：第一和美学的关联被极力撇清，转而汲取养料给艺术理论。第二，将艺术理论边界开放，将之定位为考察艺术品风格而不是解析审美经验、抽象分析之类活动。第三，艺术理论成为了很多基础性概念的来源，故而其成为了艺术史的基础知识系统或支撑学科。在其中，可以看出艺术科学中艺术理论所占据的核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