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人格的觉醒、个性的张扬和文学创作的繁荣是引发众多批评家进行总结和探讨的前提，极大地诱发了他们(其自身也是诗人，这种双重身份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繁荣和文论繁盛的先天优势)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以进一步引导当时文坛良性发展，同时也为后世提供师法的楷模。魏晋六朝文学创作的整体格局，是这一阶段文学批评得到长足发展取得极大成就的重要土壤，是诞生单篇作家作品评论(如曹丕《典论·论文》)或系统理沦著作(如刘勰《文心雕龙》)的前提条件。并且，这种关乎作家主体的人格精神、气质个性和对时世对人生抒发的复杂情感是虚实含义多元化产生的基础。

　　正是社会背景、时代精神和审美风尚等对文学的繁荣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为虚实思想准备了温床。那么具体到这一阶段的文本和创作呢?纵观魏晋六朝近四百年的文学创作，一部《世说新语》便是他们言行、思想和心灵的折射。他们在反叛和怀疑中，在失望和憎恨中，在蔑视和怠慢中，散发出一种昂扬的激情和鲜明的个性。

　　这一阶段作品数量与种类之多，从《文选》可见；诗人数量之众，从《诗品》可见；文体的繁多，流派风格的多元化，从《文心雕龙》可见。这些繁荣的文坛局面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加之玄学思潮的勃兴，士族的兴起和对山水的发现，为虚实等大批范畴的催发提供了契机，注入了血液。故陆机、刘勰论虚实之缘情，不单作为诗人身份，就是面对当时大批既有的创作成果，是有总结的可能和必要的，是有亲身的体会和感受的。参差不齐的创作格局，个性化诗人的成批涌现，各具特色的魏晋风度等等，所有这些都为刘勰探讨诗人的学识素养，为陆机总结创作的过程，为他们理清自然物象与人的情感，情感与表达之关系等，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理论界对虚实范畴涵义的充实、完善和总结，是深深根源于创作实践的，是紧密结合于文学活动的。离开了创作的土壤，这朵色彩艳丽的花儿不可能开得如此茂盛和鲜艳。探讨虚实不能单从理论层面人手，事实上虚实论的内涵从来都是与创作实践紧密结合的，这在唐宋时期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