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动心忍性”。孟子认为，要达到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就必须经受得住磨难，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谓“动心忍性”就是指要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不怕艰难困苦，无论外界怎样动摇其心，都应该以坚强的意志力坚忍其性。所以，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 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 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一个人要想成大器大德绝非易事，必须经得住外界的 各种考验和诱惑，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都要坚忍其性、坚守其志，只有做到了“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才能称之为大丈夫！
　　六是“以义求仁”。道德修养是自我“求仁以成仁”的过程，如何“求仁”？如何“成仁”？孟子主张“以义求仁”、“以义成仁”。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一个人只有以“义”为路径，才能寻求到自己“仁”之本心和“善”之本性。既然如此，“义”就应当成为为人处事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始终坚守这一“做人”的准则：以义取利，以义谋名，以义畅欲，以义成德。正因为如此，所以孟子主张：“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三、孔孟道德修养思想之比较
　　
　　由上观之，可见孔孟思想之异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孔孟在道德修养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定位上存在着较大差异。相对而言，孔子“圣人若不可求，可求君子”的主张比较务实一些，孔子对人们的道德期望是希望大家“做人”最起码要做君子，不做小人，更倾向于对如何“做人”的一种低维度方向的要求。而孟子的“人皆可为尧舜”的道德理想则将“圣人”平民化，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够意识到只要愿意，只要努力，就能够成就自我，所以，孟子的主张更有利于增强人们的道德信心，更有利于调动人们内在的进取欲求。因此，孔子的“圣人”高不可及，远不可达，而孟子的“圣人”不仅可敬，而且可亲，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其次，在如何进行自我道德修养的路径上，孔子更倾向于“外”的实践锻炼，孟子更倾向于“内”的心性修养。孔子一直主张与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所以，道德修养必须笃实躬行，言行一致。君子应当是“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要“听其言”，但更要“观其行”。必须能近取譬，近处着手。孔子认为道德修养要求虽然极高，但却并非高不可攀。只要从近处着手，一步步地去做，就一定能达到“仁”的境界。必须态度诚实，反复磨炼。在实践中不断地琢磨领会，不断地切磋提高。必须强力而行，力行近仁。只有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地去做才是通往至高境界的真实路径，等等。这些都足以显见孔子对道德实践活动的重视。孟子则从他的人性论出发，建构了一条与孔子不同的道德修养路径。在他看来，每个人的“善”与生俱来，不假外求。所以，道德修养的关键 在于加强自我的心性修养。因此孟子才提出要尽心以知善性，要反求以开善端，要寡欲以养 善心，要忍性以保善根。唯有如此，方能避免自己的“善端”丢失，以成尧舜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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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在修养的人格追求上，孔孟都特别强调“修身在己、成德在我”。他们认为道德修养的本质乃是个体在一定的道德理想的支配下，为了完善自身所进行的一种自觉自 愿的行为选择活动。它应当完全由个体自由的意志所支配，没有丝毫的外在强制性。所以，提出的道德修养“为仁由己”与孟子提出的“反求诸己”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均对“修身在己”的道理予以了非常清晰的说明。不仅如此，孔孟还认为个体人格境界的高低从根本上讲也是自我成就的结果，为什么有的人其人格境界让人景仰，而有的人其人格境界遭人鄙视？关键就在于个人的欲求不同，既然道德修养是通过“为仁由己”、“反求诸己”的方式实现的，那么一个人对自身“理想的我”的设定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理想的我”是做一个圣人，那么也许你真的就可能成为圣人；如果你“理想的我”是做一个君子，那么也许你真的就能够成为君子。相反，对于一个自甘平庸的人，我们是 很难想象他会成就多高的人格境界的，这就是孔孟所言的“成德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