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笛卡尔时代以来的作家观念认为，作家就是文学活动之外的“我思”主体;不能思，“作家”就不在，主体也就不存在。这使得作家作为具体进行写作的人就具有了既作为认识者又作为被认识者、既作为认识主体又作为知识客体的双重特征。成为认识主体，就意味着作家是外位于写作的认识者、表象者、抒情者，万物都将被作家所表象;成为知识客体，就意味着作家把自我视作理性对象，使自我的写作行为合式于理性的规矩，甚至将自我逐出文本，任凭理性自己来操弄语言的游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作家的主体性就是作家自觉遵从理性的规则来写作的主观能动性。布瓦洛在认识到作家主体的主观性对文学写作的这一重要意义时，坚决要求作家成为一个有德的作家，具有无邪的诗品，能使人耳怡目悦而绝不腐蚀人心，要求作家在表象和抒情的同时，维护理性主体的尊严。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家布封在谈论作品风格与创作主体的关系时，提出“风格即人”的名言。其实，布封所谓的义理就是作家受制于作家主体的理性规范，从而对客观事物进行认识和把握之后书写的文本内容。康德认为，美的艺术是天才的艺术，作家的天才能力决定着文学的智慧风貌。不过，他将自己所谓的天才界定为一个主体在自由运用其认识方面的秉赋典范式的独创性。可见，康德担心拥有纯粹主观天才的作家会以独创来“胡闹”，即作家任意发挥其作为自我的主观能动性，要求作家的创作起到作家主体的理性示范的作用。

　　形式主义的作家观，则强调文艺的架构、自主性、程序化、形式化、陌生化，以文本语言的客观规律来取代作家的创造性，以“意图缪见”割断作家与文本的联系，认为意图主义“虽然有可能说明作家的用意何在，但它也有可能说明作家所使用词的词义和他的表达所具有的戏剧性。此外它也可能全不能说明”。作为主体的作家的意图和语言只不过是一种公共话语的表达，是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反映。可以说，这正是将文学理解为由外位于文学活动的作家主体，以理性自身的合目的性为由，在摆布语言或形式的组合。

　　19世纪的人本主义认为：作家不是理性化的我思主体，而是一个非理性的我感主体。文学创作带有很强的作家意识。文学是作家面对读者直抒胸怀的艺术，文学活动体现了作家的主体人格。文本中悬浮着作家深邃的真情把握与炽热的创作个性，直接展现作家的思想情绪和人格精神，作家将其生命体验以诗意的情感形式表达出来。在这种表达的过程中，作家的主体性就表现为，不同的作家依据自己对生活的不同认识和需要，通过虚构、概括、综合的方法，在文本书写中对客体事物发挥选择上的主导、能动和创造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客体被主体重新塑造，而生成为一种有意味的生命形式。

　　人本主义的作家观念极力反抗文学写作的理性规范，理性以种种清规戒律对文艺创作的束缚受到挑战。他们反对将作家抽离出写作过程，反对一味地要求作家模仿现实而忽略对客体的内心感受和主体情感的抒发和提升的理论观念。要求还原作家在作为审美活动的写作活动的主体地位;倡导文学天才和个性书写，重视主体情感和想象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在以狄尔泰、尼采等人为代表的生命写作的文学观念，观照人的当下生存，在作为感性肉身的人区别于作为知识的人的意义上，张扬人作为文学活动的价值尺度，理性范畴的主体概念的内涵已经基本上被掏空，从而将自我设定在生命绵延或强力意志的整体化的模式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诗是诗人的白日梦，作品不是理性的创造而是作家非理性冲动的'升华;作家的写作就是因为受到性的压抑而以幻想的形式实现自己的无意识本能愿望。这样，在人本主义的作家观念中，作家的生命体验、主观情感、个人愿望被拥戴为文学书写的基本因素，而占据文学理论的话语中心位置，从而享有崇高的主体地位。

　　如果说对传统语境中作家理论的核心就是要建构作家的主体地位的话，那么，后现代语境的作家观念中，理论家们视写作为中性的、不透明的迷失了主体的空间，认为文学书写无关乎作家的声音，作家丧失了其所有的身份，从而解构了文本在作家维度的原创性。这其中较为耀眼的就是福柯的作家观念。福柯便要在作家主体化的链条上重建一种作家主体，从而来解放书写者的审美自由。他拒绝将主体或个体当作文学意义的来源，认为理性主义所谓的作家只是在社会网络中由各种文化符号交织而成的空间。作家是文本的产物，是在文本语言作用下的话语功能而不是文本的生产者。按照福柯的理解，作家的文学书写过程就是由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个体转化为特定的社会文化的建构过程，而文本就是各种权力力量和话语实践构成的场域。传统作家观的实质上就是将创作主体看作受权力规范化的检查机制的一部分，这样作家书写的文本便成了“一大批按人头和时间汇集的详细档案”。因此，作家的书写只有被抽出审美之维，定位在审美之外，作家才能被纳入主体化、作家化的规范、规训的监视程序，自我书写才不至于获得规范之外的空白。在作家主体化的文学写作中，作家的书写就在一种稳定的知识体系的监视下的描述和分析书写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