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入元明清时代，文论大家几乎都主张文学的情感本质观。如，金人王若虚、元好问，明人李梦阳、王世贞、谢臻、徐谓、李贽、汤显祖和公安三袁等，清代黄宗羲、王夫之、袁枚等，已多到不能尽数。其论精彩之处，已目不暇接，中国抒情理论已登峰造极，成为人类抒情史上的奇观。

　　三、明清时期，情感论开始冲破儒家思想束缚，带有强烈的个性解放色彩

　　明代中叶以后，李贽的童心说伴随着思想界的某些反皇权、反传统的叛逆精神和追求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民主主义出现而提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说》)所谓童心即真心，核心是真情。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童心是未经虚伪的仁义道德污染的天真无瑕的赤子之心，人们有了这颗童心，才能为天下之至文。李贽提倡真实的文学，认为有了童心，便是一个真人，便可以写出感情真实的作品，天下最好的文章，没有不出自具有童心的作者的手笔。童心说与当时公安派的袁宏道等人提倡文学要独抒性灵，汤显祖主张以情代理是息息相通的。明清之际的黄宗羲、王夫之等都从中汲取了思想养料。

　　汤显祖(1550-1617)的《牡丹亭记题词》中提到：

　　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

　　汤显祖将人视为情感的动物，将情视为人的高贵本质和合法权利，从而规定了文学的本质，认为只要感情真实，即使是虚构的作品，也具有艺术的真实性，同样能打动读者。他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又说：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这里，感情被赋予触发创作动机、决定作品主要内容等多种作用，成为文学创作的关键一环。入清之后，主情论者更多，王夫之(1619-1692)说：诗以道(按，导也)情，道之为言路也。诗之所至，情无不至。情之所至，诗以之至。王夫之在这里明确阐述情与诗的本质联系，反复强调诗以道情,实际上是诗以道(导)性情，道(导)性之情也。诗歌是传递感情的体裁，感情是诗歌的生命，没有感情就没有诗歌。情感的表达，直接牵涉着艺术的质量，人的情感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诗人的任务就是善于捕捉人们诗意的情感，加以表现。这样看来，诗中无他，唯真情而已;诗人无他，善以追光蹑景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者也。而法眼所在，全在一个情字。王夫之对情感的强调到了极点，将感情作为诗歌的唯一表现对象，导致了诗歌内容的单调，他一方面反对理语入诗，堵死了文学哲理化的路;另一方面，又反对以史为诗，甚至对杜甫诗史的称号颇有微词。这些固然有不合理之处，但是在人性、感情受压抑的时代，他对感情的大胆强调是振聋发聩的。

　　清代袁枚(1716-1797)继承了王夫之的一元论的情感本质观，但与王夫之坚守儒家传统美学情趣不同，他的主情论带有明显的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封建道统的民主倾向。他说：

　　诗，以言我之情也。故我欲为之则为之，我不欲为则不为。原未尝有人勉强之督责之，而使之必为诗也。

　　他明确地主张诗写性情，惟吾所适(《随园诗话》)，实际上正与西方的表现自我说相一致。他还特别主张抒情的个性化，认为：为人，不可以有我做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韩昌黎所以惟古于词必己出也。北魏祖莹云：文章当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不可寄人篱下。总之，袁枚的抒情论，主张表达自我，主张诗人主观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高扬人的主体意识，表现了诗人冲破传统儒家以社会群体意识为主要思想内容的藩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资本主义萌芽之后，经济生活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历史步入近现代之后，主张文学情感本质观的诗人、作家更不乏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