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这个观点相近的表述还有《论语·雍也》的一段话：“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文”也是“文采”的意思;“质”即质朴;“彬彬”就是相互掺杂各占一半。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更将这个观点解释为：“礼，有质有文，质者，本也;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即文与质的关系，延展到礼的传播层面，文采就不但是传播“言”的媒介，也是传播礼的依凭。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看，这实质是强调文采对个人形象传播的重要意义。

　　尽管在当时的语言生态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传播观点与今天所说的侠义文学传播有很大的距离，但在具体操作上，孔子所提出的观点则跟文学传播关系密切。这一点在他关于“诗三百”的一些阐述里得到说明。孔子主张人们要努力学习“诗三百”，而学习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使自己的“言”得到很好的传播，他甚至极端地强调“不学诗，无以言”。这里的“诗”是“诗三百”，是很明确的文学。由此可见孔子的这个观点对文学传播的意义。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传播思想还体现在先秦时代诸子散文的创作倾向上。先秦时期，一些作为哲学家、政治家和纵横家的诸子，虽然没有像孔子那样公开提倡这个观点，甚至有人还在口头上表示轻视文采，但是在创作实践上，他们却非常重视以文采来传播自己的思想主张，其中最突出的是庄子。庄子口头上说弃却“文章”和“采色”，但他的文章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却是最文采飞扬、文辞华赡的。《庄子》之文在后世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固然在于其思想，但灿烂的文章辞采和生动的文学表述也是重要的原因。这显然说明“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观点是被庄子实践着的。与此相类似，孟子的文章、荀子的文章也都倾向以文采增强气势、以修辞强化表达。先秦诸子散文尚文采创作倾向的影响所及并不仅仅止于当时，流波所被，是相当深远的。在这样的创作倾向影响下，先秦以后的文人学者，大多都在写作上讲求文采，因此，先秦以后的很多历史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往往同时也是文学家。班固的《汉书》、刘勰的《文心雕龙》、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一类的著作，尽管大都不是文学创作，却依然丽辞华章、文采飞扬。这说明在中国古代“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思想，是在思想主张和创作倾向两个向度上产生着作用和影响的。

　　二、“再次立言”与“成一家之言”

　　与此同时，“再次立言”也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思想产生着积极作用。该观点同样语出《左传》，该书《襄公二十四年》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意思是：就人的成功而言，最高层次的应该是德遍天下，以德服人;次一级的是为国家立有战功，报效祖国;第三层次的应该是著书立说，以诗书传世。这三个层次人生理想的实现都可以达到使人永垂不朽。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立言就是创制文学，把文学创作当做人生的“不朽”目标，应该是对文学价值的高度确认。这对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应该具有重要的推动和支持作用。立言作为中国古代士人的人生目标或毕生追求，曾经被许多文人学者所实践，其中最典型的当属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他自觉而明确地把忍辱含诟写作《史记》，当成是圣贤立言以传世的工作，郑重强调这个“立言”工作是一项不朽的事业。在接受宫刑处罚以后，用“立言”作为精神支撑，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用整个生命写成了闪耀着伟大光辉的历史著作。司马迁以后，“再次立言”就逐渐嬗变为士人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在文学创作和文学传播方面，对作家起着重要的精神依托和人生价值鼓舞作用，以此也勖助了文学的传播。 与“再次立言”文学传播思想相联系，是司马迁提出的“成一家之言”。从传播的角度看，这一观点也蕴含着非常重要的文学传播思想因素。这种思想观点见于《史记·报任安书》：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傲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略其事……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如果仅仅局限在司马迁本人，以及他当时处身的特殊环境，“成一家之言”或许只是他想通过写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其独到的历史见解和政治思想，并流传于世。但是，可贵的是，司马迁在表述这个“成一家之言”的观点过程中，是将历史上许多“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的文化巨匠罗列为自己的同志。结合《太史公自序》所说的其理想是使《史记》成为《春秋》第二，他自己也以第二个孔子为准的，实现孔子所说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的创作定位，我们可以明确地见出司马迁是以写《史记》而窃比孔子写《春秋》的。这样，他的“成一家之言”观点即可理解为要通过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贯通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变化，完成一部有独到见解、自成体系的著作。从文学传播的意义上说，则可理解为：创作这部通过研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变化而形成一家之说的文学著作，也可以是一个人最高理想和毕生追求目标，这样的著作的“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也可以使作者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