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文章风格却洒脱、飘逸、如入仙境一般，美伦美奂。

　　庄子用大量寓言来形象说明深刻的人生哲理，所用寓言形象生动、新颖别致。

　　不仅如此，文笔纵横驰骋，真可谓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有人评价庄子其人其文“先秦诸子莫能先也”并不为过也。

　　《逍遥游》这篇千载妙文，没有一般文章的严谨结构，抛开先秦散文语言的娓娓道来，极尽作者挥洒自如、自由随意的文风和性格。

　　清代人林云铭曾这样评价《逍遥游》: “篇中忽而叙事，忽而引证，忽而譬喻，忽而议论，以为断而未断，以为续而非续，以为复而非复，只见云气空，往反纸上，顷刻之间，顿成异观。”[1]《逍遥游》当之无愧算得上是古代散文中一道奇异的风景。

　　五、审美心胸的旷达自然，物我两忘

　　庄子把他心中的“自然之道”作为人存在于自然的最高法则加以推崇，并把它作为人生最大的快乐。

　　庄子认为: 要达到一种“至美至乐”的境界，只有抛弃了生死、功名、得失、贫富、毁誉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做到，因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无己、无功、无名这三个不同层次的精神状态，是达到“至乐至美”的先决条件，然后才能达到“隳肢体、黜聪明”的状态。

　　这也即庄子所追求的“物我两忘”。

　　在《逍遥游》中，从鲲、鹏到蜩和学鸠，从大知至小知，都是有所依靠和凭借，也就是说主体无法抵制对物的依赖性，那也就无法进入绝对自由的“逍遥游”的精神境界。

　　只有那些能够从内心深处彻底摈弃功利观念，从人的各种患得患失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进入“无己、无功、无名”精神层面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进入绝对自由的“逍遥游”的境界。

　　《逍遥游》中的“圣人”许由，藐姑射山上的“神人”，以及《达生》篇中的“至人”，《田子方》篇中的“真人”，都是“无所待”的非凡人物。

　　他们为了达到“逍遥游”，就必然先要进入“无己、无功、无名”的三无境界，当然，仅仅摈弃人与物的世界以至人的生死都是不彻底的，庄子还剔除否定了人的思想意识，即他所说的“隳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境界，这就是庄子所说的“虚而待物”物我两忘。

　　人们要从七情六欲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从对利害和功名的患得患失中超脱出来，从对生与死的迷茫中摆脱出来，这样死生的界限没有了，也就最终实现了庄子心目中的“自然之道”，从而真正进入“逍遥游”的境界。

　　六、审美理想的简单质朴，自然之美

　　《逍遥游》中庄子的“小大之辨”的思想，也在向我们展示出一种“自然之美”的审美理想，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树立起一种非同一般的审美观和审美哲学。

　　在《逍遥游》一文中，那种“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的自由、潇洒的状态，其实就是自然之美的真正体现，环境是自然的，遨游于其中的人更有一种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蕴含着内在生命、生气之生机，它孕育着万物，承载着万灵，它欣欣向荣，有着勃勃的生机和无限的生命力。

　　庄子曾这样说过:“天地有大美而言，四时有明法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在庄子的内心一直有这样的观点: 最美的境界就是不受任何拘束，既包括物质世界又涵盖精神世界的无拘无束，也即纯自然的境界———自然之美。

　　庄子一直主张自然之美，主张素淡自然、清静无为。

　　一切人为的、违背自然本性的事物，都是对“天地之美”亦即“自然之美”的颠覆和破坏。

　　因此，庄子认为，就自然界而言，《逍遥游》中的鲲和鹏，有待于风，缺乏自然之美。

　　就人文世界而论，《逍遥游》中小到蜩与学鸠，大到鲲和鹏，从朝菌、惠姑到南冥、大椿，再到“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他们都为物质所依，为名利所绊，达不到自然美的状态。

　　即使宋荣子和列子这样的大智和大彻大悟之人，庄子仍然认为他们有所待，没有自然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