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人为本的医道观
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把保护人类健康、减少预防疾病、追求健康长寿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医乃仁术”更是以人为本的医道观的高度概括。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还体现在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伦理思想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上历来防重于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东汉张仲景进而阐述治未病思想,《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葛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2]。”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认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清代叶天士研究既病防变,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中国传统医学在阐述治未病思想的同时,对医生作出了明确要求。《黄帝内经》中医分三等,名曰上工、中工、粗工。《素问·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灵枢·逆顺》说:“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葛洪指出:“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2]。”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载:“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於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医学认为治病救人并不是做医生的根本目的,医生的根本职责应该是真正以人为本,促进健康,防病比治病更为重要。正如著名法国医史学家西格里斯在《亨利·西格里斯论医学史》一书中所说:“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其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