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当中，对于“围城”这个比喻和概念，钱钟书在小说里对“冲进城里”以及“逃出城外”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围城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讽刺，每个人给自己设定了理想人生，例如，方鸿渐给自己定下了理想的人生和向往，他就已经开始修筑着自己的围城，而现实又是另外一部分的围墙，这两个围墙合并到一起，就是一座封闭的圆形围城。所以，方鸿渐一开始便是在围城之外去追求自由、爱情，但是他其实也是在围城另一个围墙里，而方鸿渐从围城的外围，冲进了围城之中，实际也是为了婚姻，为了事业，最终又只能坠落到现实的低谷中。方鸿渐最终忍无可忍，决定再一次跳出这个围城，其实他是否能够走出去，钱钟书先生并没有在小说当中把这一点明确出来。从这一点的处理上，对于方鸿渐这种人生，钱钟书其实是否定的，但是钱钟书并不希望修筑一个思想的围城，而方鸿渐，能否摆脱围城，关键仍在于他自己。正如钱钟书所说，人生虽然是痛苦的，但是并不是悲观的，对于围城里的方鸿渐，钱钟书仍然给他一条出去的路。

　　此外，“围城”还是一座文化的围城，这一点钱钟书在小说中的三闾大学，就巧妙地运用了这种讽喻。在三闾大学中，决定要在学校里面实行导师制度。导师制度其实是英国剑桥以及牛津大学对于学生的一种训导方式，原本是学生和老师一起生活，平等相处的关系。不过在三闾大学中，却变成了假道学的绝妙讽刺。

　　小说中的三闾大学正是处在文化的围城之中，他们把封建主义的思想，加诸于导师制度上，西方的文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变成了一个畸形的制度，变成了连坐、男女授受不亲的制度，所以三闾大学的教师赵辛楣就感慨“外国的东西，来中国，来一件，毁一件，中国真厉害”，这句话既幽默，又非常讽刺。知识分子的自我嘲讽，反倒把“围城”当中的实质给点出来了。而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人生，必然是痛苦的，必然是要踏破围城的，而这个过程，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虽然痛苦，但是不需要悲观，前路就在脚下。

　　参考文献：

　　[1] 王爱民：《解读〈围城〉中的现代忧患意识》，《河南农业》，2007年第22期。

　　[2] 彭卫红：《论小说〈围城〉的男权意识》，《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3] 齐松珍：《透过〈围城〉反观现代人的婚恋观》，《中国校外教育》，2009年第7期。

　　[4] 常凌�、符银香：《解读〈围城〉对苏文纨的男性偏见》，《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