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素质希望、应对方式对生活满意度的多元回归分析

　　通过逐步回归的方式，将素质希望的两个因子和应对方式的两个因子作为自变量，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

　　如上表所示，最后进入方程的是素质希望的能动性维度和应对方式的两个维度，其决定系数为R2=0.167.三者对积极应对方式均有正向预测作用，能动性、消极应对方式和积极应对方式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 0.293、-0.187 和 0.134,这三者对积极应对方式得分的解释率为 16.7%.

　　3.3 应对方式在素质希望和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回归分析考察中介效应需满足以下条件：

　　（1）自变量与假设的中介变量、因变量三者之间两两相关显着；（2）当中介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后，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或者回归系数显着降低。[7]在上表的回归分析中，途径思维没有进回归方程，而能动性与消极应对方式相关不显着，能动性与积极应对方式和生活满意度均显着正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与生活满意度之间满足中介变量的前提条件。

　　由表 3 结果可见，三次回归分析 t 检验结果均显着，能动性思维能显着预测生活满意度，应对方式的积极应对维度也能显着预测生活满意度，当积极应对维度进入方程后，t 检验结果仍显着，同时由于 c'这一回归系数也显着，所以积极应对在希望与生活满意度间是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0.326× 0.159/0.277=18.7%.

　　4 讨论

　　4.1 大学生素质希望与应对方式、生活满意度的相关

　　从素质希望与应对方式和生活满意度间的关系看，素质希望的总均分与生活满意度、积极应对存在正相关，与消极应对存在负相关。这一结果说明希望水平较高的个体一般都会结合自身实际，设置较为清晰合理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个体有较为强烈的实现目标的意愿和动机（高能动性思维），并可能会较多地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寻找多种实现目标的方法和途径（高途径思维）去克服困难，因而其生活满意度体验也较高，心理发展较好。而希望水平较低的个体可能在设置目标时就存在目标不清晰不明确，或者目标实现的可能性较小等问题，实现目标的意愿动机也不强（低能动性思维），遇到困难和障碍更愿意选择逃避或否定等消极应对方式，不能灵活变通找到实现目标的方法（低途经思维），因而其生活满意度体验较低。

　　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素质希望的两个维度中只有能动性维度能较好地预测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而途经思维没有进入回归方程。这可能与两个维度的含义有关，能动性思维指的是个体找寻实现目标的方法和途径的主观意愿和动机，体现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其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意图（例如，我要追求或实现某一目标），因此能较好地预测个体的生活满意度。"途径思维"则表明个体能找到多种实现目标的方法，但仅停留在"知道"这一认知层面，缺乏实现目标的动力，没有实际的意志行为发生，即不能很好的坚持实现目标，那么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也会受影响，因此有学者指出，能动性思维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更加重要。[8]

　　4.2 应对方式在素质希望与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仅发现了应付方式中积极应对的中介效应显着，积极应对方式在素质希望影响生活满意度的路径过程中起中介效应，所占效应为 18.7%.

　　素质希望通过积极的应对方式影响生活满意度，说明希望水平较高的个体一般都能根据个体实际情况，设置清晰明确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不仅能找到多种实现目标的方法和途径，而且主观动能性较强，相信自己有能力运用各种方法解决问题，因而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个体能较好地调整自己的行为，用灵活的方式来摆脱困境，更有可能采取积极应对的方式要求自己并处理困难，当问题解决后，个体就向目标更靠近，因而具有较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这与前人研究的解决问题能正向预测幸福感的结论基本一致。

　　Snyder也指出，积极情感和成功的应对经验能进一步激发个体克服困难的意志力和实现目标的动机水平。因此，希望、积极应对和幸福感之间是一种高希望→积极应对→高幸福感→更高希望的良性循环。[10]但本研究中并未发现消极应对方式在素质希望与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效应，这一结果与孔德生等人[9]的研究结论一致，即素质希望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多以积极应对方式为中介。而这恰恰也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主题相切合，它倡导人类更多关注自身的积极品质和力量并以此获得更多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