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中最主要的技术设备是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开篇第一个镜头就是通过监控摄像机视角展现的，画面上出现的是以俯视角度拍摄的走廊，机械式的摇镜头追踪着下方巡逻的士兵。在后面的影片里可以看到，这种监控摄像机分布在宫廷的各个角落，监视着每一个人，而哈姆莱特是最主要的对象。莎士比亚剧本中的哈姆莱特曾在避开他人目光之后说：“现在我只剩一个人了。”影片里的哈姆莱特先冲到大厅角落砸碎了监控摄像机，然后才念出了那句台词。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是现代化的全景敞视建筑。它的控制室履行着中心口望塔的职责，这里安置着终端控制器和显示设备，可以调度任意一台摄像机，并将拍摄的画面汇聚在一起，所以它是行使权力和记录知识的核心。先进的技术将人员配置降到了最低限度，并且取消了被观察者的个人隔离，实现了自由流通，因而这套系统比古典时代的全景敞视建筑更加便捷有效。

　　王宫中的另一种观察设备是单向镜。波洛涅兹派奥菲利亚去与哈姆莱特交谈，他和克劳迪斯躲在单向镜背后的暗室中观察哈姆莱特的言行。这种镜子有着与全景敞视建筑一致的光学与建筑学系统，它利用照度差，使两边的观看者获取不对等的图像：位于镜子亮面的人只能看到自己的镜像，但逆光效果让他的一举一动都如剪影一般，暴露在暗面监视者的视线之下。国王要“躲在可以看见他们，却不能被他们看见的地方”，单向镜的暗面是比原作中的帷幕更理想的场所。

　　这场戏中，监控摄像机和单向镜同时出场，影片精心设计了人物的视线关系及可见性，将丹麦宫廷中的权力运作方式表述得冷峻而深刻。导演让镜头从单向镜的暗面进行拍摄，观众位于克劳迪斯和波洛涅兹身后，与他们一同透过单向镜观看大厅里的哈姆莱特与和奥菲利亚。其时，哈姆莱特发现了大厅里的摄像机，意识到艾尔西诺存在着监视网络，随即逼问奥菲利亚：“你的父亲呢?”他注视着监控设备，奥菲利亚则慌乱地回头看她父亲藏身于其后的单向镜。

　　在这里，人物与机器复杂的视线关系构成了福柯所说的层级监视，这种规训技术建立了一个金字塔形的监视网络，用强制手段使对象处于分层的、连续的监督之下，从而诱发权力效应。“如果权力是在精密复杂的机器一样的系统中实施的话，起作用的是人在系统中的位置”，个人在金字塔中的位置决定其能见度。可以看到，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单向镜等可视性机器与各司其职的监视人员结合在一起，构筑了一个严密而庞大的等级网络。它散布在艾尔西诺的各个角落，使效应抵达社会机体最细微的末端，权力行使者借以维护其不可见性，而哈姆莱特这样的反向力量则被对象化。

　　三、哈姆莱特的机械眼

　　现代化的可视性机器并非上层权力拥有者的专属，哈姆莱特砸碎大厅里的监控摄像机并决定复仇之后，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和单向镜悄然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哈姆莱特的一台超8摄像机。他用这台摄像机拍摄了国王和王后的神色以及他本人的两段独白。

　　美国学者罗伯特·伍德(RobertE.Wood)曾说过，《哈姆莱特》中的物理观察行为均受制于感官的局限性，电视电影让哈姆莱特用现代技术弥补了这种缺陷。本雅明在《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照相机和电影能够拓展肉眼的观察领域，其一，借助特写、加速等技术手段，镜头可以捕捉肉眼无法企及的图像，揭示日常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侧面；其二，技术复制具有再生产影像的功能，复制的影像动摇了存在物的独一性，“把原型的摹本置于原型本身无法达到的境地”。这些优势被影片中的哈姆莱特利用，使他能够丰富自己的观看方式。

　　哈姆莱特复仇的第一步行动是搜集证据，证实鬼魂所说的罪行。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他借戏剧试探国王，与霍拉旭从旁查看国王的神色举止有何异常，这种物理观察要求观察者尽量缩短与被观察者之间的距离，然而影片里的哈姆莱特却主动坐到离王座最远的角落，放弃用肉眼实施监视的便利条件，转而以机械为眼。他不时将超8摄像机对准国王与王后，机器的变焦功能极大地压缩了他和观察对象之间的物理空间，使他在远离王座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用特写镜头清晰地捕捉国王与王后细微的神情，从展现给观众的影像来看，这种技术复制比霍拉旭远远的一瞥更加细腻、可靠。摄像机轻松地在国王、王后与伶人之间切换镜头，隐秘的罪证与“戏中戏”的影像由此被并置在同一观察设备当中，形成具有内在连贯性的叙事，克劳迪斯弑兄的真实过程得以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