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实国王有罪之后，哈姆莱特用摄像机记录了自己的两段独自。虽说被迫暴露在摄像机下、随时被看见的人总是处于受支配地位，但摄像机也是再生产影像的机器，其复制品可在各种环境中被欣赏，这就意味着被拍摄的人有机会见到自身的影像，通过被观看者，观看者的身份转换来打破可见与不可见的区隔。便携式机器带来的自拍技术让哈姆莱特实现了自我观察，使他能够审视自身的言行，修正下一步行动。
哈姆莱特的机械眼表明，技术革新带来的观看方式的转变，会导致权力的再分配。新的可视性机器与技术以惊人的细节和质量将观察对象呈现在眼前，掌握现代技术的人占据着观看的位置，而放弃它则意味着失去行使权力的机会。影片用几种观察设备的交替出现，暗示了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博弈。哈姆莱特返回艾尔西诺后不再使用摄像机，此时被他破坏过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又重新在王宫的各个角落运转起来，而且出场的频率已高得惊人。斗剑的场景中穿插了6个用监控摄像机拍摄的画面，黑白的画面不时打断正常的镜头叙事，令人不安地将哈姆莱特推向悲剧性的结局。
电视电影《哈姆莱特》借助可视性机器，将原剧本里不可见之网抽丝剥茧，层层展现在观众眼前，在诸多莎剧改编电影中显得独具特色。进一步来讲，这部影片为反思当代社会的权力技术提供了一个参照文本。在数字时代，传感器与摄像头等装置遍布于公共和私人空间，对个人信息的单向搜集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基于这些原因，世界隐私论坛认为有可能出现一个令人担忧的“单向镜社会”。
电视电影《哈姆莱特》降经典剧目的时代背景置换到当下，着力于刻画以先进设备为支撑的单向观察，无疑具有现时性意义。
论文关键词:民国电影 女性形象 启蒙话语 现实批判 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民国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文化时期。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文化传播媒介中的不同形象塑造和编码方式，往往真切地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以民国时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为基准，希望通过对影像中不同的女性形象构建中，梳理出“她们”与当时社会文化之间的“自觉”关系。
女性作为一个特殊而又引人注目的性别群体，古往今来都成为文学艺术中浓重墨彩的自觉对象。民国时期作为文化传播手段之一的电影影像对于女性形象的表现，可以从女性形象与启蒙话语、女性形象与现实批判以及女性形象与文化批判三个角度来切人讨论，并发现民国时期影像中的女性形象与当时的社会文化之间自觉的对应关系。
一、女性形象与启蒙话语
民国时期的电影中出现了一批积极要求人身自由、个性独立的女性形象，这些影像中的女性作为社会生命力的有力代表，呼唤着自我主宰个人命运的可能，拥有着坚定生存意志和“出走”欲望的女性影像如一股潜伏在中国整个文化启蒙语境下的汹涌暗流，激荡着整个时代要求自由、平等、解放的时代启蒙的话语浪潮
早在20世纪20年代，欧阳予倩就先后编导了三部妇女题材的影片(《玉洁冰清》(1926年)、《三年以后》(1926年)和《天涯歌女》(1927年)，这些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被创作者都赋予了十分强烈的抗争精神，这种将女性形象作为启蒙力量的有力代表与时代风气自觉并置的现象不能说是一个偶然。在1933年，由夏衍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影片《脂粉市场》被公认为是中国电影史上一部描写女性解放问题的比较有代表意义的作品。它是“左翼”电影运动中最早涌现出的影片之一，同时也是以电影的“先锋”形式探讨妇女就业与独立解放问题的先声。
由当时中国电影界的红星胡蝶扮演的女主角陈翠芬，由于家庭变故不得不离开学校进人复杂的社会里谋生，虽然时常受到别人的刁难和侮辱以及上司对她的居心厄测，但显然已经拥有明确女性意识的主人公，不但敢于和百货公司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作斗争，而且断然拒绝了来自上司的物质引诱，最终离开百货公司，得以在动荡的社会中拥有了作为独立女性的一席之地(开设了自己的小店)。其实本来在电影剧本的最后一幕中，安排的是翠芬毅然离开百货公司后的茫然无措，但是导演张石川认为这种灰色无望的氛围暗示与当时整体的积极昂扬的时代精神不相谋和，因此做了非常主观化的艺术处理，影片最终设定的有些唐突嫌疑的美好结局因而也得以完整地表达创作者的主观诉求，即女性解放的彻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