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化研究；文学研究；对话；价值判断

　　文化研究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文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现象。以往学术关注的是普遍性，形而上学，关注超验和永恒，而文化研究开始转向了微观、具体、经验和日常的世俗生活。它的研究范围不仅是文学现象或者作品，还包括阶级、性别、种族文化、以及边缘文化和亚文化，还有大众文化（如电视、流行音乐等）、消费文化等。“文化研究”在方法倾向上具有跨学科性，兼用文化批评、历史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等方法。

　　文学研究并不等于文化研究。但文学又与文化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研究从一发端，就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影响了文化研究发生的就有许多是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弗莱、阿尔都塞等便是如此；创立文化研究的威廉姆斯、霍尔、霍加特、汤林森也都是文学批评家或理论家；其后的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者，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者斯皮瓦克、米巴巴，东方主义或后东方主义研究者萨义德等等，也都是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出身。当代文学研究中发生的所谓文化的转向，既是历史的总体发展的大势和现实实践发展的需要所致，也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文学文化的转是又一次创新，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是文学理论困境中的又一次突围。

　　其次文化研究包括了文学研究。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中认为“总得来说，文化研究包括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就是把文献分析的技巧运用到其他文化材料中才得以发展的。”文学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广义的文化研究当然包括文学研究，而狭义的文化研究虽然运用了文学研究的某些技巧，但研究对象及方法与文学研究还是有区别的。

　　就像文学研究并不就是文化研究一样，文化研究也并不只是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的范围则大大超出文学研究的领地，进入到对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现象的考察研究之境地。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对于文学研究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它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阶级、族群、性别等文化视角去解读文学作品，可能会读出新的文化意义。随着7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研究到世纪末和新世纪初的逐渐消退，它对于文学研究的负面作用也慢慢显示出来。主要有两点：第一，文化研究并不总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甚至完全不以文学为研究对象。在更多的情况下，文化研究往往是一种社会学、政治学的批评，其对象与文学无关，纯粹在那里讲解阶级斗争、性别冲突和种族矛盾。第二，文化研究理论本身具有公式化的局限性。无论是文化研究中的女权主义、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模式，结论产生于解读作品之前，是同一种二元对立的简单理论模式。如果我们用这种文化理论去解读题材相关的作品，那么无论作品本身的优劣所解读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这种视角先行的模式单一的文学批评，不但使解读作品的内容和意义趋同化，失去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个性，使文学批评非思想化、非艺术化，而且缺少深度。这种由于理论公式化导致文学批评刻板化的倾向，也必然远离文化研究人文关怀的初衷。人文关怀有三要素：尊重人的不同经验，捍卫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不同思想，但文化批评理论本身的缺失，恰好把不同的经验、个性、思想都趋同化、模式化、刻板化了，这不能不说与人文关怀是背道而驰的。回到文学文本，回到艺术，才是理论发展的正途。基于这种认识，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不应简单等同起来。文学研究不等于文化研究，单一内涵的文学研究。

　　我们要正确看待文化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的关系。两者的关系决非对立，而是一种

　　对话和互动关系。文学研究更加注重审美理想和文学内部的欣赏和出自人文关怀的评价，而文化研究则偏重阐释和解决当代现实以及文学的现状；文学研究更注重文学本身的价值判断，而文化研究则有选择地融入人文精神并更注重对考察对象的理论分析和文化阐释，达到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