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相同的教育思想

　　在孔子以前的中国，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学习文化知识是官府及其子弟的特权。到了春秋时期，文化下移，下层平民希望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孔子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三十岁时便开始创办私学，实行“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办学方针。意为无论地域，无论民族，无论等级，只要是乐于接受教诲的人，孔子都积极地教育他。《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其他有关的史料记载的几十个学生，据考证，有贵族家庭出身的南宫敬叔、贫贱家庭出身的子路、颜渊和商人出身的子贡等。其中贫贱出身的占大多数，这是“有教无类”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是教育对象上的一次革命，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也为华夏民族的先进文化的传播和各族间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后来，孔子周游列国14年，行踪不定，此时，他的私学没有固定的校舍，弟子们追随他，辗转游动，形成了仅有学校之实的游动式教学社团。因此，孔子施教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故教无定所，教无定时，教无定规。孔子的学生来自各诸侯国，其中有富豪子弟，但大多数为微贱之士，凡有求学之志者，只要“洁己以进”，孔子就一视同仁，不拘一格，兼收并纳。孔子的谈话式教学十分重视教育对象的个性差异，注重点拨时机。孔子认为“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引导学生而不牵着鼻子走，鼓励学生而不强迫他们，启发学生思考而不把答案点破，让他们自己悟出。正是因为孔子的这些思想，所以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中，成名者就有七十二人。

　　古代希腊的学校大约出现在公元前七世纪前后，比中国晚了至少1000多年。在苏格拉底时代，初等教育是体操和音乐学校，初等学校以上是纯军事操练性质的体育馆。苏格拉底是第一个从雅典人中出身的教育家，是一位不收酬金义务教育家。《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卷第521页载：“他认为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关心所有同一城邦人民的灵魂，使他们达到尽可能的完善。’”色诺芬回忆说：“他接待了许多希望听他讲学的人，其中有本国公众，也有外国人，但他从来没有因为讲学而向任何人索取过报酬，而是以其丰富的学识，毫不吝惜地向所有的人施教（吴永泉，1984）。”当时的希腊没有多少文化典籍，学习者无书可读，无典可依，只能通过聆听演讲、辩论以获取知识。巧的是，苏格拉底的教育活动也是教无定所，教无定规。公共场所、市场、店铺、私宅、餐桌都是他进行教育活动的地点，或作公开演讲，或个别交谈，或进行辩论。色诺芬记述道：“苏格拉底经常出现在公共场所，他在早晨总往那里去散步并进行体育锻炼；当市场上人多起来的时候，总可以看到他在那里；他常作演讲，凡喜欢的人都可自由地听（吴永泉，1984）”。苏格拉底的门徒中有富豪子弟、贫寒之士、手工业者。他自称：“我愿同样回答富人和穷人提出的`问题，任何人只要愿意和我谈话和回答我的问题，我都乐于奉陪（余灵灵、罗林平，1988）”。苏格拉底一生桃李满天下，产生了很多历史上有影响力的哲人、大师，如影响深远的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著名的修辞学家、教育家伊索克拉底，墨加拉学派创始人欧几里德，犬儒学派创始人安提西尼，杰出的历史学家色诺芬，昔勒尼学派创始人阿里斯提普等等。

　　孔子和苏格拉底相似的教育理论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教育本身的价值，它不仅扩大了文化知识的传播面、推动了文化的发展，而且为东西方文化发展中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准备了条件，使教育的社会功能发生重大变化。

　　三、不同的教学认识

　　苏格拉底在与弟子进行谈话中，往往从对方所熟知的具体事物和现象开始，进行反讽、暗示等进而求得结论。他通过独特而辛辣的讽刺式诘问等方法，使对方觉悟到自身观点的矛盾，激发对方追求真理的热忱，唤起“求知的强烈欲望”。他在谈话中注重学生理性认识的深入，人格品质的完善，谈话的内容大都与正义、善德、虚伪等有关。而孔子更注重追求一种宽松、自由的谈话环境，给学生一定的思维空间。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孔子让每一个学生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不加以限制，当曾皙感到犹豫时，孔子鼓励说：“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所以其思维过程是一种发散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