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词始终以“为听而写，为看而写”为最终的发展方向，它的文字魅力来自创作者对生活深层体验和感悟，它应当是有内蕴、能够传递信息的，而不是花哨的词句堆砌。电视是新兴大众媒体，其短处是稍纵即逝，没有重复视听的余地。前苏联杰出宣传学家曾有一段精辟论述，“广播电视新闻记者工作特点是他们所写的短评、随笔和文稿是不被人反复阅读的，而是被观众稍纵即逝地收听和一览而过地收看。对于阅读和接收绝不是常常把同样一个意思同样有效地表达出来。很多时候，对于接收和阅读的东西，需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所以，当一个广播电视新闻记者在写作文稿时，一定应该念起来试听一下，看他写的稿子念起来怎么样。” 美国广播新闻研究者马克霍尔说：“当你写新闻报道时，要记住你是在为一个处于半收听状态中的，具有九岁孩子那样程度的听众而写的。”同样的，对于电视专题解说来说，首先要让观众容易听懂容易接受，如果是深奥拗口的稿子，观众会听起来费劲而放弃理解其中含义甚至放弃收看整部片子，那么结果必然是失去传播意义。因此，电视解说写作者在写完一篇稿子之后，至少要念起来试听一下，其目的在于检验稿件和语言文字必须口语化，总体要求是念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看起来醒目，明白流畅一看就明白。

　　解说词的语言力量不在华丽而在朴实。写一篇电视解说词写一篇小说或者散文完全不一样，那种天马行空的文章难以成为真正的解说，所谓洋洋洒洒之所致的性情中人的文彩，是要遭到无情的否定。因为电视永远是以画面为主的，所有的文字都应当为画面服务。形容词在这个时候应该避退三舍，因为没有形容词能够形容得过正在展示的画面。当画面清晰显示了蔚蓝的天、碧蓝的海，对于观众来说已经有了完全直观的印象，解说词在此时如若再形容一番，除了重复信息之外，还是一种画蛇添足的累赘。

　　解说词可以是一些优美的语言，但决不等同于华丽词藻的堆砌。如电视艺术片《六龄童》有一组六龄童和他的学生们划着船在水乡的河网里赶水路的镜头，解说词是这样处理的：“多少年来，绍兴大班的戏船就是这样穿梭在水乡密密的河道里。锣鼓声贴着河面流向四乡八村，敲着每家每户的门窗。唱戏的人在水上化妆，看戏的人在水上赶路。许许多多的水乡孩子就这样成了痴心的戏迷”。这段解说交待了水乡戏的特点，也为六龄童接下来的学戏自述作了准备。如若这一段是描写六龄童和学生们在戏船上的心情、描写水乡的风光，那么事实上是重复画面上已告诉观众的东西，信息量也就不足。观众在看到画面的同时，实际上很想了解画面背后的东西。因此，解说应当说观众所想知、观众所想要。电视解说究竟要不要修饰性的语言？答案是肯定的。问题是其修饰对一部片子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把大量形容词放在已经很说明问题的画面里，除了把观众的视点搅乱、思路搅乱，恐怕难以起到更大的作用。朴实的语言不代表枯燥无味，在能驾驭它们的人的手里，它一样能表达深遂的思想内涵。有人总觉得不能用华美的语言就不能显示出自己的文学功底，其实一个人的才华和个性只要有创作环境，是不会轻易丢失的。

　　电视专题解说词必须具有准确性。一篇优秀的解说词，除了应当很好地表达主题、传递信息外，更需要真实可信，这就需要有鲜明的准确性。专题片不是电视剧，剧情由人编，对白由人写，观众不但不以为意，如果编得好，观众还会喝一声彩。电视专题片与电视纪录片是一母同胞的兄弟，甚至有“等同说”，认为“电视专题片”就是纪录片，它们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一种节目形态的两种不同称谓。无论如何，“电视专题片或纪录片都取材于真实的现实生活，都是以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真景为拍摄的对象和表现内容，都以“真实性”作为创作的生命，都需运用纪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真实是电视专题的.基础，解说词也应遵循这一原则，在写作时应具有准确性。解说不准确不真实就没有生命力和说服力，就会失信于观众。

　　解说词要想具有准确性，创作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言之有据，听之可信。当然，这种准确性，并不排除运用文学的手段和修辞方式，诸如比喻、象征、对比、夸张、双关等艺术手法，但在具体运用时，也应以生活真实为依据，避免华而不实过分夸张。电视专题片《雷峰塔的记忆》在叙述雷峰塔倒塌时，解说词表现得十分精到、准确。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那一刻，在西湖北岸的俞楼，红学家俞平伯看到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倒塌。[“是日中午，塔顶已倾其一小部份，栖鸟悉飞散，当其崩圯时，我们从湖楼遥望，惟见黄烟直上。”]（俞平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