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中对“性”的论述，也是与“命”在一起的。楚简中，关于“性”是什么，是这样说的：

　　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

　　好恶，性也。

　　四海之内，其性一也。(以上自《性自命出》，以下阴文均出自《郭店楚墓竹简》)

　　就是说，它所谓的“性”，是存在于中、未及见于外的气，所有的食色自然之性、善恶道德之性，都是这种“性”的具体外在表现而已。这样的“气”表现出来的“性”，无所谓先天的善与恶的问题，是一些可以为善或可以为恶的素材而已，一些处于外界环境而待发之力。这种“待发之力”就是“势”，《性自命出》中也说：“所善所不善，势也。”这也正是楚简中所谓：人之有性，犹如“金石之有声”，“弗取不出”。(同上)

　　楚简中讲到“性”和“命”的典型语言，就是“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纳之。”(同上)这句话可得出这样一个程式：天命性情道，其中性居中为核心，命是性所生的载体，情是性之所自出或已出的的，天生命，命生情。至于道，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道”是“人道”而不是“天道”，《性自命出》中说：“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其三术者，道之而已。”这个“心”后面要讲到。而这个“道”是和儒家一向关注的问题所相关的。

　　这种以情释性，指性为情的说法，在《大戴礼记》和《逸周书》的《官人》中，也有点点论述，说：“民有w气：喜怒欲惧忧”，“w气诚于中，发形于外，民情不可隐也。”(二书中文略同)气存于内，形发于外，性和情，只有未发、已发的区别，性是未发的，情是已发的。《中庸》中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去年，我曾过“中庸”，但只是从论上总结的，黄先生说这样有失中庸本意，要注意从本体论上来看庸。读到此我才稍解其意，中庸不仅仅是方法论，也不只是方法论与中庸之德的总合，还有很多内容，这些话是题外话了。

　　说到情，早期儒家认为，人天生有好恶(这属于情)，但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要取决于“外物”;人天生有善恶(这是属于性的)，但是他之所以成为好人或坏人，这要取决于“势”。所以说：“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性自命出》)这同上面说未发已发是一样的。楚简中还说：“凡动性者，物也;逆性者，悦也;交性者，故也”，“绌性者，势也。”(同上)“物”可见，能够和改变人之本性的东西，但是这种改变是有限定的，不是完全可以改变的。“悦”是迎合人之本性，足以引起兴趣和欲望的东西。“势”是由外物构成的环境和环境具有改变人性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故”是按一定目的来设计，运用典章文物或文化传统籍以交流沟通其本性，引发“情”的变化。这也正是“凡见者之谓物，快于己者之谓悦，物之设者之谓势，有为也者之谓故。”(同上)

　　《性自命出》中有这样一段：“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未赏而民劝，含福者也。未刑而民畏，有心畏者也。贱而民贵之，有德者也。贫而民聚焉，有道者也。”依情而行，虽有些“过”，但也不是有恶意的;依情而行，虽没有做到，但人们也是会信任你的;依情而行，虽不专门从事教育，但人们也会受其感染，遵从教化的;依情而行，虽不行赏，人们也会劝课农商;依情而行，虽没有刑罚来约束，人们也会敬畏;依情而行，人们虽贫也乐道。情的价值，值得如此高扬，情的领域这样的宽广，是其他诸家很少说到的。特别是将“德”和“道”拉入其中，从中我们可以知道：真情流露是儒家精神的重要内容。真情流露就是率性，此中可解《中庸》中的“率性之谓道”这句话。

　　那么“天命之谓性”如何解释哪?“凡性为主，物取之也。金石之有声，弗扣不鸣，人之虽有性，心弗取不出。”金石之有声，锤不击不鸣;凡人虽有性，心不取不出。由此可见性对人固然有很重要，如果没有心去取它出来，不过只是人体中的一种潜能而已。这句话的另一层意义在于，由天命而性，率性而生情以至于道。可是居中的却是“性”，而这个由天命所出的性，作为情与道之底蕴的性，还得需要“心”来帮助，才能够真正成为“性”。